我总也忘不了竹溪的孝歌和山歌
记忆最深的是童年时，在河堤上，一群孩子三五成群，学着大人的调子，稚声稚气地哼唱。那时不懂“哥哥妹妹”那些词字里的意思，只觉得顺溜、好听，便整天挂在嘴边哼哼。那旋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刻进了生命的底色里。
而更完整、更庄重地接触“孝歌”，是在乡间的葬礼上——我们郧阳这里说“老了人”，那是一个家族最悲伤，也最凝聚的时刻。这时，便有歌师上门，在灵前彻夜吟唱。这种“孝歌戏”，据说起自汉朝，在秦巴山区的村落里已传唱了一千二百多年，是极为珍稀的古老仪式。
竹溪县的马家菜园子如果有哪家老了人，所有马姓人自然聚集一齐，当天傍晚流水样汇拢于堂屋，安排丧葬诸事．与别姓各家不同的是，所有事宜全为自家人操持的．合族人高高兴兴地送所老之人去阴间安家落户了．逝世去世安息此类说法不存于马家，只说是老了，好似如同万物生长春发冬凋样，老了，于是离去此间，没有多少哀愁惨淡之意，此谓之白喜事．
晚间就有唱孝歌的．
重骨肉亲情，尤其讲孝道。在亡者入土为安之前，丧家请来歌师、乐师，以唱孝歌的方式悼念父母，寄托哀思。整个仪式如一场庄严的戏剧，分为“开丧场”、“唱孝歌”、“收丧场”三步。
黄昏时分，孝子贤女跪守灵前。歌师们从门外敲锣打鼓而入，即兴开唱，见什么唱什么。从盘古开天、大禹治水唱起，贯穿古今，颂扬先贤，最后总要落回到亡者身上。他们会细数子女在病榻前侍奉的艰辛，颂扬孝行；也会毫不留情，以歌训斥那些不孝的子女与媳妇。歌声里有历史的厚重，有道德的训诫，更有对逝者最朴素最深切的追怀。
那些夜晚，锣鼓与吟唱在群山间回响，仿佛在为离去的灵魂引路，也为活着的人上课。它之所以能盛传至今，正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尊老、敬老、爱老”的伦理与情感。
如今回想，河堤上稚嫩的哼唱，与灵堂前肃穆的歌声，原来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在无心中播种，一个在庄严中升华。这或许就是文化传承最好的模样——它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长在日子里、流淌在声音中、刻在人心上的活着的记忆。
读2025.12.10《光明日报》13版李建军《民间音乐……》
竹溪的囗水歌
有些声音，是长在记忆的肉里的。于我们竹溪人，这声音，便是那散落在山野田垄、红白事里的歌。
最先是无心的。童年在河堤上疯跑，嘴里胡乱哼着的，便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哥哥妹妹好”。调子是熟的，字眼是懵懂的，只觉得顺溜，像夏天流过脚背的溪水，清亮亮地就把日子哼过去了。
后来才晓得，这声音的根，扎得更深，也更沉。家里“老了人”，灵柩前的长夜，是需要这声音来填满的。那叫“孝歌”，起自汉朝的古老调子，在秦巴山里传了一千多年。歌师打着锣鼓进来，从盘古开天唱起，唱到亡者一生的苦辛，唱到床前子女奉药的孝行。歌声一起，哀思便有了形状，伦理便有了温度。那是对先人最后的送行，也是对生者最直白的教化。这时才觉出，幼时河堤上那无心的哼唱，原是这厚重悲声在生命最初投下的一粒轻巧的种子。
然而生活不止于悲戚。在“大呼隆”劳作的年头，日子是干渴的。唯一的“娱乐”，是公家挂在屋檐下的喇叭匣子，早中晚三次，播着遥远的新闻。于是，我们自己成了自己的“电台”。夏夜河堤，或看护瓜果的草棚边，老少围坐，信口就唱。借来《刘三姐》《五朵金花》的调子，填进去的却是眼前的日子——东家的收成，西家的口角，园子里的黄瓜，乃至喇叭里听来的天下大事，都化成了词。那词是糙的，野的，带着泥土气和汗味，却汩汩地，滋润着我们那几乎要板结的心田。
这声音的“狂欢”，在年节时达到顶峰。春节的船灯、高跷、摇婆子来了，家家都穷，单独是接不起的。可这热闹，是全村人的。你家出一瓢花生，他家凑半碗米，另一家拿出一包珍贵的、值大半天工分的“经济”烟。那船心的“丫头”，那撑篙的“艄公”，那滑稽的“摇婆子”，便在全院人的供养下，亮开嗓子唱起来。唱的不再是古人的传奇，就是本院、本队一年来最鲜活的事：谁家盖房辛苦，谁家后生争气，谁又做了不地道的勾当。有赞扬，有规劝，在锣鼓声中，完成了一场最公开、最坦荡的“道德评议”。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笑声、喝彩声，把一年的疲累与郁气都冲刷了去。这哪里只是玩灯？这是一场属于整个社区的、热气腾腾的“民生发布会”与“情感联谊会”。
便是到了腊月，这声音也还未歇。送财神的爷孙俩，挨家挨户，必到必唱。站在你家门口，就能把你家这一年值得称道的事，唱得恳切、实在、分毫不差。虽没了围观的人群，但那精准的赞誉，像一枚温暖的印章，盖在岁末的门楣上，给清寒的日子添上一丝亮堂堂的慰藉。
如今回想，那个年代的物质是贫瘠的，精神却未必荒芜。我们有这一口“唾沫”化成的歌。你唱，他唱，在传唱中，善恶被铭记，是非被分明，社区的筋骨被悄然联结。那是教化的声音，却从未板起面孔；那是娱乐的声音，内里却沉甸甸地承载着道义与真情。
那些粗糙的旋律，那些即兴的词句，就像竹溪山野间自生自灭的野草，不登大雅，却深深盘住了这片土地的精神水土。它们不是被“保存”下来的遗产，它们就是日子本身的声音，是那段岁月活着的呼吸与心跳。
读2025.12.10《光明日报》13版汤天甜《网络神曲……》
另一种“驻校作家”
那是1999年，我初到学校。起初的岗位在图书馆的安静里，在镇里各校的宣传栏间，也在刚创刊的、还透着油墨香的校报校刊上。因为暂时“无课”，更因为校刊的稿笺时常空白，我便提起了笔，也敲起了键盘。
这一写，竟写成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
我在人民网的论坛、在东湖社区、在天涯，开了一方小小的“自留地”，取名“竹溪寻觅”。笔是开荒的镐，每周一下，掘向脚下土地的深处。早年手抄的县志、新编的方志是底图，镇史、校志、村史是路引，更要去田埂上寻访老人，去荒草里辨认碑文。每一篇文章，都像在反复淘洗沙金，总想让它更亮些、更纯些。一年多光阴，64篇、十余万字悄然垒起。许多篇什，竟被选上了人民网那辽阔的首页。这大约是一个写作者最初的、也是最郑重的认可。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生活的潮水漫进了另一种喧嚣。学生如春笋般涌来，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九个班，却只有四位老师为两个毕业年级“把关”。我从“幕后”被推到了讲台的中央，和一位郧西来的同伴，轮流挑起七八年级的担子。每月，粉笔灰与油墨香，奇妙地混合在了一起。
分发校报的午后，我总会多抱一摞沉甸甸的册子——那是将自己网上的文字辑录、油印成的小集。它们被安静地放在各班教室的后头。我想，孩子们在了解世界之前，或许该先读懂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于是，《竹溪寻觅》去了，《武陵旧事》去了，《乡村记忆》和《北门校记事》也去了……后来，又有了专为这片土地写就的《乡村学校》系列，四十篇，十万字，梳理一镇的教育血脉。前前后后十多个系列，数十万字，都化作了粗糙纸张上清晰的铅字，走进了每一间书声琅琅的教室。
这，大概也算另一种“驻校作家”吧？只是我“驻”的不仅是校园，更是这方水土的肌理与记忆。我的写作，从不是为了遥远的读者，它最初的也是最终的归宿，就是眼前这些年轻的眼睛。1999年，我加入了县作家协会，有人称我“作家”，我倒更觉得，自己是个“驻校写手”，一个为学校和它所在的土地，忠实地记录、深情地转述的写手。
校刊上，学生的文字，稚嫩却闪着光。课堂上，我们有时也会一起读读我的文字，包括那几篇侥幸登上省级、国家级报刊的“范文”。这并非炫耀，我只想让他们看见：你看，从我们这里生长出的思考，同样能被远方的人郑重阅读。写作不是飘渺的神话，它源于观察、源于热爱、源于脚下坚实的泥土。
这大约，就是“身教”吧。当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在深夜的灯下将故乡的历史反复打磨，在白日的课堂将文明的星火悄悄传递，他们或许会相信，笔是有力的，故乡是值得书写的，而认真的生命，总会有它深沉的回响。
我并非传统意义上，从外面来体验生活的“驻校作家”。我就是从这泥土里长出来的，又将所有汲取的光合作用，酿成养分，反哺给这片土地上新生的苗。我的“驻校”，是生根，是绽放，更是一场寂静无声的薪火相传。
读2025.12.10《光明日报》14版王士强《诗人驻校……》
竹溪旧事琐忆：烟袋锅、剪刀与油炸桧
竹溪这地方，水汽重，山也青，日子过得像那石板路，平平仄仄，却又自有其韵味。街巷深处，总藏着些让人念叨的人物，他们的影子，仿佛还飘荡在老电影院的放映机旁，或是小十字路口的油香里。
袁孝轩老师，城关镇中老师，退休后返聘带我们语文课，那烟袋锅可是他的招牌。不是现在年轻人玩的电子烟，是真真正正的铜烟锅，乌沉沉的，敲在讲台上“笃笃”响，比上课铃还管用。我们那时候，最怕的就是他那双眼睛，透过镜片后面，好像能看穿你书页下藏着的闲书。他讲课，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脑子里。后来听人说，他批改作文，红笔圈点，一丝不苟，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如今想来，那烟袋锅里，装的怕不只是烟草，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吧。他要是知道我们偶尔还会想起他，不知会不会摸摸烟袋锅，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说到“严”，另一位我们读镇中时，丁锁林校长也是出了名的。他手里的那把剪刀，更是让学生们闻风丧胆——当然，是对于那些留着“非主流”发型的学生而言。他巡查校园，眼神像探照灯，谁要是头发长了点，眉毛修得怪了点，剪刀立马就“咔嚓”下来了。这事儿现在看来或许有些不近人情，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说到“小十字食品公司”的油炸桧，那可是我们那会儿的“奢侈品”。每天早上上学前，能买一根边走边吃，回味刚才等候时岳飞抗金，秦桧王氏面人下油锅的故事。有时候放学晚了，还能看见他收拾摊子，背影佝偻，却透着一股子安详。王长子，二分店常年不给我们卖洋火洋油洋铁皮的，去了洋字笑嘻嘻递上手，哦，一盒火柴两分钱。
至于那个“雅士高人潇洒人生”，听起来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人名，带着点神秘色彩。是哪位隐于市井的高人？还是人们茶余饭后对某种理想生活的想象？不得而知。或许，在竹溪的某个角落，真有这么一位，或抚琴，或作画，过着不为外人道的逍遥日子。这也成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心里的一点念想，觉得这山水之间，总该有点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的小学老师杨慎喜先生，木椅滑轮车，随停观风，赏云弹琴于竹溪河畔，月弓池边，或是西关街望川桥下，五峰山垭，椅背上琴谱迎风飒爽，成为武陵一景。
还有班主任曾忠平老师。40年前镇中门洞边墙报上，时常展示他的诗文，偶尔市报一露小诗，文采不错，会写诗，也会编些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这些顺口溜，不像课本上的文章那么严肃，却往往一针见血，带着点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智慧。可惜我没记住几首，不然现在拿出来念念，说不定还能博大家一笑，顺便回味一下当年的青葱岁月。
这些人物，有的严厉，有的慈祥，有的手艺精湛，有的才华横溢。他们就像竹溪这片土地上的草木，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芬芳。他们的故事，或许不够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记忆中竹溪的底色。那烟袋锅的笃笃声，剪刀的咔嚓声，油炸桧的滋滋声，还有顺口溜的吟诵声，交织在一起，便是回不去的旧时光，也是忘不了的故乡情。
如今走在竹溪街头，那些老店铺或许还在，那些熟悉的面孔却已渐渐模糊。但每当想起这些“雅士高人”、严师、巧匠，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这大概就是一座小城的魅力吧，它用它独有的方式，把这些平凡而又不凡的生命，刻进了岁月的年轮里。
读2025.11.28《光明日报》14版聂鑫森《风雅人物》
江佳堰三十二年史
1949.6蒋家堰区委，驻地蒋家堰。
1950.9一区委，驻地蒋家堰。
1952.7至江佳堰区委，蒋家堰改为江佳堰至1984.5。
1954.3一区委，驻地江佳堰。
1955.12改称中峰区委。
1958.11改红色卫星、新建两个人民公社。
1959.1红色卫星公社改为中峰公社。
1961.4至1966.5改中峰区委，驻地江佳堰。（党史卷一23页）
1971.9由公社恢复中峰区委，1975.3改中峰公社，驻地江佳堰。分置花桥公社，驻地桃花沟（今青凉小学）（党史卷一66——67页）
1976.10改中峰区为公社，1984.5合并中峰花桥两公社为中峰区，1987.9改为中峰镇。
1984.5中峰公社组建蒋家堰公社（辖左溪），驻地蒋家堰（改江佳堰堰。1987.9划中峰区佛台、黑龙、河囗、小坝、黑沟归蒋家堰。（党史卷一91页）
全球南方视角下印度及中国南方文学
一、全球南方文学的理论框架与历史演进
1. 概念提出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
全球南方文学源于对“西方中心主义”世界文学体系的批判，旨在重构被边缘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的主体性。它继承“第三世界文学”的反殖民精神，但更强调跨地域文明互鉴与人文共同体构建。
核心诉求是打破“文化南北问题”：北方（欧美）垄断文学评价标准（如诺贝尔奖、布克奖），而南方文学长期依赖“北方命名”，陷入同质化苦难叙事（如魔幻现实主义成为非洲文学刻板标签）。
2. 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转型
1950-197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催生文学联合机制。例如亚非作家会议（塔什干、开罗）推动互译计划与反帝主题创作，泛非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黑人性运动》等理论。
1980年代后：后殖民理论兴起，但南方文学陷入“双重困境”——流亡作家依赖西方出版体系，本土创作被收编为“世界英语文学”；同时南方读者更关注西方经典，导致本土文学市场萎缩。
21世纪新阶段：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倡导南方国家共建文化自主体系，标志全球南方文学进入理论自觉期。
二、印度文学的南方性：语言政治与突破实践
1. 语言霸权下的多元文学版图
印地语中心主义 vs 达罗毗荼语系抵抗：印度政府推行印地语为国语，但南印四邦（泰米尔纳德、卡纳塔克等）以达罗毗荼语系文学（泰米尔语、卡纳达语、泰卢固语）形成文化抵抗阵线。例如泰米尔语文学保留《蒂鲁古拉尔》等古典文本，拒绝梵语化改造。
卡纳达语的突破：2025年巴努·穆什塔克的卡纳达语小说《心灯》获国际布克奖，首次使南印方言跻身世界文坛。其故事聚焦穆斯林女性困境，融合达克尼语（波斯-卡纳达混合语），挑战西方对“印度故事”的单一想象。
2. 代表作家与运动
“班达亚文学运动”：批判种姓制度与阶级压迫，代表作家穆什塔克以口语化写作打破精英梵语传统，作品《心灯》成为草根全球化范本。
泰卢固语文学：19世纪复兴运动中，维雷夏林格姆的《拉贾谢克拉传》（首部长篇小说）引入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作家萨迪耶纳拉扬的《罗摩衍如意树》融合史诗传统与反殖民意识，获印度讲坛奖。
三、中国在全球南方文学中的角色与实践
1. 理论建构与非洲文学研究
中国学者提出“时势判断”方法论：主张将非洲文学置于南方整体中审视，避免西方“问题殖民”（如用后殖民理论套用库切研究）。例如蒋晖批判国内非洲文学研究过度依赖西方阐释框架，呼吁结合中国“大众文艺”经验（如延安讲话精神）重构批评话语。
金砖国家文学论坛（主题“新时代·新经验·新想象”）推动中非作家对话，尝试建立“人文金砖”评价体系，对抗西方奖项霸权。
2. 本土经验的南方性表达
鲁迅传统的南方意义：其国民性批判（“反帝反封”双重使命）被非洲学者视为南方文学共性。例如古尔纳小说对桑给巴尔伊斯兰文化的反思，呼应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争议：莫言《红高粱家族》虽获诺奖，但西方关注其“魔幻东方”元素；近年曹文轩《青铜葵花》等作品通过非西方渠道（如开罗书展）进入阿拉伯市场，探索南方自主传播网络。
四、挑战与未来路径：重构南方文学共同体
1. 结构性困境
读者缺失：南方读者更熟悉莎士比亚而非邻国作家，如中国读者对古尔纳的认知依赖其获诺奖后的“瞬间闪耀”。
市场与翻译失衡：卡纳达语年译介量不足英语的1%，远低于马拉雅拉姆语；中国对非洲文学的翻译集中于“北方系列”（如库切），忽略本土语言作品。
2. 突围策略
翻译共同体：中非合作建立《莲花》期刊等多语种平台，推动阿多尼斯诗歌直译中文，绕过西方转译。
文学奖项自主化：印度“诺玛奖”、中国“鲁迅文学奖”增设南方作家单元，但需避免商业化陷阱（如日本野间奖营利导向）。
数字人文新场景：巴西作家推出“南方流散文学数据库”，用开源算法匹配跨语言创作社群，挑战亚马逊版权垄断。
结语：走向复数的世界文学
全球南方文学的核心使命是消解“西方元叙事”霸权，通过反帝反封的本土经验书写，构建“多极化的世界文学秩序”（习近平语）。印度卡纳达语文学的崛起与中国“时势判断”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南方从“被定义的客体”转向“自我命名的主体”。未来需以《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为基石，将郑和下西洋的交流记忆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行动，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学新图景。
读2025.11《读书》程亚文《印度：“下一个中国”》
流动的圣殿：孔子思想的千年变奏曲
翻阅《论语》竹简的裂痕，恍若触摸思想长河的脉动。两千年间，这座名为“孔子”的古庙从未凝固——汉儒为他披上素王冠冕，魏晋名士剥落金漆露出凡胎，宋代理学家又在他掌心写下“天理”二字。每一次重塑都是时代精神的倒影，恰似春溪映着不同的云天。
一、金漆剥落的时刻
董仲舒在长安宫阙里为孔子加冕时，他看见的是立法者的威严。“《春秋》笔削为万世法”，这位公羊学大师将孔子塑造成悬挂在天穹的星图。而当郑玄埋首北海古卷，又在故纸堆里寻回那个谦逊的述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同一位夫子，在汉家庙堂化作神龛里的玉玺，在竹简蠹痕间变回持戒的史官。
魏晋名士的拂尘扫过庙堂积尘。何晏在《论语集解》里轻笑：“圣人岂必异于人？”皇侃更添一笔玄机：孔子周游列国不过是“体无”境界的示现，如同明月投下波光粼粼的假象。当玄风将圣人推上云端，那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凡人自白，倒成了最精妙的禅机。
二、市井间的圣火传递
朱熹在寒泉精舍研磨朱砂时，忽然听见市井书声。他把皇侃架空的圣人请下神坛：“圣人可学而至！”竹篾扎成的书箱里，《论语集注》流淌出新的血液——格物致知的功夫，让贩夫走卒都能触摸天理的温度。当福建渔村的孩童念诵“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终于走出庙堂，在烟火人间生了根。
这簇火苗烧穿时空。明代书商在金陵刊刻《论语》时，特意将“民可使由之”改刻为“民可，使由之”，墨痕里藏着启蒙的微光。五四青年砸碎孔庙匾额时，他们挥拳相向的，何尝不是历代帝王涂抹的金漆？鲁迅看得真切：“孔夫子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而真正的夫子，始终在陈蔡绝粮的荒野里散发体温。
三、永不闭合的文本迷宫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汉简揭开秘密：《齐论》里藏着失传的《问王》《知道》篇，那些被张禹删去的棱角，在黑暗中沉睡了两千年。当定州汉简的《鲁论》与孔壁古卷相遇，我们突然惊觉——《论语》从来不是封闭的经典，而是不断分裂增殖的生命体。
郑玄的训诂、王弼的玄谈、朱熹的义理，不过是这棵思想古树生出的枝桠。就像泰米尔诗人用《蒂鲁古拉尔》抵抗梵语霸权，孟子把“仁”种进人心田，荀子将“礼”锻造成社会齿轮。每个时代都在竹简空白处写下批注，让古老的智慧长出新的叶脉。
四、流动的河床
站在当代回望，孔子思想恰似奔涌的大河。汉儒筑堤导流，魏晋开凿暗渠，宋人引来活泉。当“和而不同”的智慧遇见非洲草原的乌班图哲学，当“中庸之道”照见印度“不害”的慈悲，这条大河终于汇入人类文明的海洋。
今人在电子屏上滑动《论语》时，指尖划过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三十个世纪的智慧接力。那些被政治涂抹的金漆终将剥落，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朴素真理，永远在人类精神的河床上闪光——它提醒着我们：所有伟大的思想，终将在流动中获得永生。
竹简上的裂痕终将被时光弥合，
而思想的河流永远奔涌向前。
当我们重读“逝者如斯夫”，
听见的何尝不是自己的心跳。
读2025.11《读书》刘东《思想……》
暮色中的杏坛：《论语》里的孔子思想长卷
暮色漫过曲阜的杏坛，风掠过竹简上的墨痕，仿佛还能听见两千五百年前的问答声。那些散落在《论语》里的只言片语，并非刻板的教条，倒像一串串珍珠，串起了孔子思想从青涩到丰盈的成长轨迹——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标本，而是一个鲜活的灵魂在历史长河中的呼吸与蜕变。
一、从“克己复礼”到“仁者爱人”：理想主义的淬炼
孔子早年站在礼崩乐坏的废墟上，眼见诸侯僭越、大夫专权，便捧着三代礼乐典籍高呼“克己复礼为仁”。那时的“仁”，更像一把锋利的剑，指向外在规范的重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字字带着不容妥协的刚硬。可当他周游列国碰壁归来，坐在陈蔡之间的破车里，望着饿得发抖的弟子，突然懂了：礼若没有人心底的温度，不过是空架子。于是“仁”的内涵悄然融化，化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共情，变成“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悲悯。这哪里是退让？分明是把理想的根须扎进了人性的土壤里。
二、教育场域里的“因材施教”：智慧的生长姿态
杏坛下的孔子，是个永远好奇的学生。他教弟子“学而时习之”，却又在樊迟问“仁”时笑骂“小人哉”；同样问“孝”，对子游说“敬”，对子夏说“色难”。这不是善变，而是像老农看庄稼——有的需多浇水，有的要勤松土。他曾自嘲“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份对个体差异的敬畏，让他的教育思想从“一刀切”的训导，长成了枝叶扶疏的大树：既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智慧，也有“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的包容。那些散落的对话，恰似树影斑驳，照见一个教师最动人的模样——不是灌输真理，而是点燃火种。
三、天命与无为：暮年的通透与释然
五十岁的孔子在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那时他还急着“知其不可而为之”，驾着破车颠簸在诸侯间。可当他在匡地被围困七日，在宋国差点被砍倒大树，在陈蔡绝粮时，忽然读懂了“五十而知天命”的深意。原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地自有它的节奏，人不必做拼命拉车的牛。晚年的他删订六经，对着《周易》韦编三绝，终于说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这不是消极，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何时用力，何时放手。
四、层累的光阴：《论语》里的思想年轮
捧着这本薄薄的《论语》，其实是在触摸一部思想的编年史。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那是他理解的孔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那是他听到的孔子；就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在出土的楚简里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同的记录，恰似树木的年轮，藏着思想传播的密码。这些层层叠叠的诠释，让孔子的形象愈发立体：他既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会开玩笑“割鸡焉用牛刀”的可爱老头；既是制定礼乐的圣人，也是会在丧礼上“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的凡人。
暮色渐浓，杏坛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合上《论语》，忽然明白：孔子从未离开，他的思想从来不是凝固的雕像，而是在岁月里生长的藤蔓——从礼的框架里挣脱，向仁的内核扎根，在教育实践中抽枝，在天命感悟中开花。而我们读《论语》，读的哪里是文字？分明是一个古老灵魂的生命日记，在时光的褶皱里，依然散发着温暖的光。
读2025.11《读书》刘东《思想……》
《论语》里的“话痨”与“诗人”：我眼中的孔子
提起孔子，我们脑海里往往浮现出一位严肃的“至圣先师”，手持竹简，道貌岸然。但如果翻开《论语》，你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孔老夫子——他是个顶级的“话痨”，一个深谙表达艺术的“语言玩家”，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家”之一。
一、 语言的“规矩”与“自由”：孔子的“语言学”头脑
孔子对语言的态度，不像某些人那样玄乎，他讲究的是一个“实”字，一个“当”字。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话听着像绕口令，其实是孔子对语言和社会秩序关系的深刻洞察。他觉得，词语用对了，事情才能办成，社会才能和谐。这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版的“话语权”理论嘛！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说不定会是个研究“话语建构”的学者，强调“说什么”和“怎么说”都至关重要。
“辞达而已矣”：这是孔子的语言美学核心。他说，言辞嘛，能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没必要堆砌辞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想想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八股文”或者空洞的口号，就知道孔子这句话有多么清醒和宝贵。他推崇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
“慎言”与“巧言”：孔子可不是让你当哑巴，而是反对“巧言令色”——那种油嘴滑舌、专门讨好人的话。他觉得，真正的君子，应该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话不多，但句句实在，做起事来却很麻利。他自己呢？虽然提倡慎言，但《论语》里全是他的言论，可见该说的时候，他可是滔滔不绝，而且说得极有水平。
“雅言”的推广者：孔子讲学，用的是“雅言”，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这说明他不仅自己讲究语言规范，还致力于推广共同语，促进文化交流。这一点，放在今天，简直就是语言政策研究的先驱了。
二、 《诗经》的“超级粉丝”与“首席评论员”
孔子对文学的热爱，尤其是对《诗经》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不仅是《诗经》的整理者和传播者，更是它的首席“解读者”和“推销员”。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句话就给《诗经》定了调，纯净、真挚，没有邪念。这评价够高的，也奠定了后世对《诗经》的基本看法。
“兴观群怨”说：这可是中国最早的诗歌功能论！孔子说，读《诗》可以激发情感（兴），可以观察社会（观），可以促进人际交往（群），可以抒发不满（怨）。你看，他把诗歌的作用说得多么全面，几乎涵盖了文学的所有社会功能。这不就是最早的“文学社会学”吗？
“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看来，《诗经》是当时贵族子弟的必修课，里面包含了丰富的词汇、典故和表达方式。不懂《诗》，连话都说不好，社交都会出问题。这简直就是把《诗经》当成了一部古代的“语言学习大全”和“社交礼仪手册”。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孔子对具体作品的点评，讲究的是情感的“中和之美”。他不喜欢过于放纵或过于悲伤的作品，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这种审美情趣，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的走向。
三、 《论语》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我们常常把《论语》当作哲学著作来读，却忽略了它本身极高的文学价值。
语录体的开创者：《论语》开创了“语录体”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以简洁的对话和格言警句为主，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人物形象。这种形式，对后世笔记小说、禅宗语录等影响深远。
人物画廊：《论语》里不仅有孔子，还有他的众多弟子，一个个鲜活生动。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安贫乐道，子贡的能言善辩……都跃然纸上。孔子对他们的点评，也充满了人情味和幽默感。比如他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听起来严厉，实则饱含失望和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子曰”的魅力：那些以“子曰”开头的句子，简洁有力，掷地有声，很多都成了千古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些句子，朗朗上口，易于记诵，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文学感染力。
生活的诗意：孔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会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会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来比喻君子的品格。这些充满诗意的比喻和感慨，让他的思想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结语：一个“活”的孔子
所以说，《论语》里的孔子，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说教家。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善于思考、精通语言、懂得欣赏美的人。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着最深邃的道理；他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着对世界的观察和感悟。他就像一个邻家老爷爷，虽然有时候有点唠叨，有时候有点固执，但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却能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依然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读《论语》，与其说是读经，不如说是和一个有趣的灵魂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能感受到语言文字本身的魅力和力量。这，大概就是孔子作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魅力所在吧。
读2025.11《读书》刘东《思想……》
石榴街漫笔
暮色刚给北环路镀上金边，石榴街的灯笼就次第亮了。这条藏在日进村褶皱里的老街，从前是污水横流的荒坡，如今却成了竹溪城里人寻乡愁的去处——斑驳的红砖墙上还留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旧标语，底下新刷的“石榴花开别样红”却透着股鲜活劲儿，像老人脸上的皱纹里，突然开出朵花。
一、老墙根下的新生
“你看这面墙，”村支书王毅用脚尖点了点脚下的青石板，“以前堆着建筑垃圾，现在铺了仿古地砖，墙根的野菊是我让李婶种的，她说‘看着舒坦’。”他指着街角那家“一米七小院”，竹篱笆上爬满牵牛花，“店主谌立艳是咱村媳妇，把自家破院子改成了茶室，上周有个武汉老板来谈生意，喝着茶说‘这味儿，比星巴克有嚼头’。”
小院的木桌上果然摆着粗陶茶具，旁边竹篓里装着刚炒的竹溪绿茶。谌立艳系着蓝布围裙出来招呼：“以前在广东打工，一年回不来两次。现在守着自家店，既能挣钱又能顾娃，下午常有游客来拍汉服照，我这老房子倒成了‘网红打卡点’。”她身后的老式缝纫机改成了装饰架，上面摆着村民编的竹篮，篮底压着张泛黄的粮票——那是王毅从家里翻出来的“老物件”。
二、烟火气里的“生意经”
往街里走，“石榴树下·小院”的烤炉正冒热气。店主谢飞光着膀子翻烤肉串，油星子在炭火上滋啦作响。“围炉煮茶+烧烤火锅，城里人就吃这套！”他抹了把汗，铁钳敲得烤架当当响，“我家那口子以前在超市理货，现在帮我打下手，上个月光团购就接了二十单。”
隔壁“李婶米酒”的吆喝声飘过来：“刚出锅的醪糟汤圆嘞——”穿蓝布衫的李婶掀开木盖，白汽裹着甜香涌出来。她家的米酒坛子排了一整面墙，坛口封着红布，每个布结上都系着小葫芦。“这是头道酒，卖三十块一斤；二道酒泡枸杞，便宜点。”李婶舀了勺递给我尝，酸甜里带着糯米的醇厚，“以前这手艺只在村里传，现在成了‘非遗’，周末还有研学团来学酿酒。”
三、石榴花开的盼头
街中央的老石榴树是“镇街之宝”。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枝桠上挂着红灯笼，树下石桌旁总坐着下棋的老人。“这树比我年纪都大，”张大爷摸着树皮笑，“以前果子熟了掉一地没人捡，现在成了‘吉祥树’，游客来了都要摸一摸，说能讨个好彩头。”
今年春天，石榴树开得格外旺。粉白的花簇压弯了枝头，落在青瓦上、石阶上，连风都染了甜味。村投公司的小周举着手机直播：“家人们看，这就是咱们石榴街的‘网红树’，秋天结果子了再来，管够！”屏幕上的弹幕刷得飞快：“求地址！明天就去！”“这花能泡茶吗？”
四、老村的新“算盘”
傍晚的王毅书记又在村部前算账：“石榴街现在有十二家店，村集体每月收租金两万三，比去年多了八千。”他掰着手指头数：“‘一米七’交五千，‘石榴树下’四千五，李婶的米酒摊三千……”旁边的会计笑着补充：“还有保洁员、保安的工资，都是从这里出的。”
风掠过街边的宣传栏，上面贴着“庭院经济示范户”的照片。照片里的村民笑得憨厚，身后是自家的老房子、小院子、新招牌。“以前觉得老房子是累赘，现在才知道是宝贝。”王毅望着石榴树影，“下一步打算把街尾的荒地也收拾出来，搞个‘手作工坊’，让会竹编、刺绣的婶子们都能来摆摊。”
暮色渐浓，石榴街的灯笼全亮了。烤串的香气、米酒的甜香、茶室的清香混在一起，飘向北环路的车水马龙。这条曾被视为“城中村伤疤”的老街，如今用斑驳的老墙、热闹的店铺、村民的笑脸，在竹溪的夜色里，写下了自己的“日进”故事——不是口号里的“日日进”，是实实在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远处的武陵不夜城传来音乐声，石榴街的灯笼晃啊晃，像一串跳动的火苗，把老村的夜晚，烧得暖烘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