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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特行动与中国军民的营救
是二战期间中美两国人民用勇气和生命铸就的友谊丰碑，其背后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
杜立特行动与营救奇迹
1942年4月18日，为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轰炸机对日本东京等地实施了首次空袭。任务完成后，由于提前起飞导致燃油不足，原定降落衢州机场的计划无法实现，15架飞机在中国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境内迫降或弃机跳伞，75名飞行员中，有64人最终在中国军民的冒死营救下脱险。
当时的中国百姓尽管自身贫苦，且面临日军占领的威胁，仍毫不犹豫地向这些“打日本人的”天降神兵伸出了援手。例如：
在浙江衢州江山县，村民廖诗原和兄弟们用躺椅将挂在悬崖上整夜、浑身是伤的3号机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抬回家里，用草药为其疗伤，并煮了在当时极为珍贵的鸡蛋面给他吃。
5号机副驾驶罗德尼·罗斯·怀尔德跳伞后，被村民毛光孝发现并带回村里，村民通过画图沟通，帮助他辗转归队。
• 为了救助重伤的飞行员雅各布·曼奇，村民毛继富背着他在崎岖山路上跋涉了整整一天。
这场在语言不通、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自发进行的大规模营救，堪称二战史上的救援奇迹。
日军的疯狂报复与巨大牺牲
中国军民的英勇义举，招致了侵华日军残忍的报复。日军为摧毁用于起降的机场并报复中国军民，发动了浙赣战役，并在占领区实施“三光”政策，更惨无人道地使用了细菌武器。
据历史资料记载，杜立特行动后，日军屠杀了约25万中国平民。特别是浙赣两省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其中浙江地区因日军细菌战死亡人数约6万人，仅衢州一地死亡就达数万人。这意味着，为了拯救64名美国飞行员，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友谊的传承与人民的铭记
这段由血与火铸造的友谊，并未被时间湮没。从上世纪90年代起，获救的美国飞行员及其后代就不断来到中国，重访故地，寻找恩人。
• 奥祖克的女儿苏珊多次回到父亲获救的浙江江山县龙头店村，她动情地说：“这里曾是他在战火中栖身过的家，现在也成了我的家。”她甚至还捐赠资金修缮了当年的廖家老宅，并收到了廖家后人赠送的钥匙，被视作亲人。
• 中美两国的历史研究者，如中国的郑伟勇、罗时平与美国的托马斯·马西亚等人，通过数百封邮件跨洋合作，共同还原历史真相，续写着父辈的友谊。
• 在浙江衢州，建立了全球唯一获得杜立特突袭者协会双重认证的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还与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结为友好城市，学校间也建立了姐妹关系，共同在学生心中播下和平与友谊的种子。
💎 结语
杜立特行动救援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中美两国人民在共同对抗法西斯黑暗势力时所结下的深厚情谊。它既是一段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营救传奇，也是一段不容忘却的、伴随巨大牺牲的悲壮历史。它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友谊跨越山海，这种由人民书写的故事，是中美关系最宝贵的财富。
读2025.11.12《光明日报》14版贺绍俊文
广播文学与我
熊明清旋转收音机旋钮，寻找小说连载，吴年生指导波段位置。那是1987年秋，竹溪县职业高级中学，省讲师团下派的两位青年教师，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学术思想，文化品味贯穿于课堂内外，还于闲暇交流省城以外的书刊杂志，我们还创办校园文化刊物《植园》刊登师生的思考探索，同时，也于广播电台收听海内外最前沿信息。1988年3月27日，无意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开始播出的路遥《平凡的世界》相遏。中午12点半，晚上七点半吧，126天的播出，我们守侯着：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杂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在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的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早在几年前，其实也听到过小说连载的，从广播电台上。大概1983年左右，无意于乡村广播电台听过《神州擂》片断，感觉有趣好玩，但未深究，也没有搜索继续収听，后来渐渐忘却。也听过刘兰芳，袁阔成先生的评书，可没有连续几个月，一天不拉的坚守于收音机前的时候。
是李野墨的声音，是路遥的文笔，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也是省城讲师团教师吴年生熊明清带来的那台收音机，还有他们引进的外面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观察角度的新颖别致，评价论说切λ的新奇精到，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一年后，讲师团吴年生熊明清两位教师回省城，带走了那台収音机，我的收听生涯也结束了，此后再也没有坚持收听广播电台，接收最前沿的科技思想信息，文化文学观点。大量订阅报刊杂志的起点拉开序幕，一个半月的工资用于精神食粮的投资，每月七十多元收入，年订费百余元，阅读《读书》《中篇小说选刊》《文汇读书周报》，至于今天。
书桌上，《读书》杂志几大堆，刚刚读毕2025.10期，现在翻看2025的《光明日报》，一个多小时啦。放下报纸，抬头看看窗外，可惜花园绿树红花，近期老旧改造I程翻新，成了停车场，昔日仅本楼居民住户六七个车位如今数十辆外耒的车挤挤挨挨，站满了我们的旧花囩。
这也是新观念新文化新现象之一端。广播电台或有播放？
读2025.11.12《光明日报》14版文学
说中国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绵长而连续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阶段：
万年奠基：距今约一万年前，农业萌芽，为文明产生奠定了基础。
八千年起步：农业初步发展，社会出现分化迹象，如贾湖遗址的墓葬差异、骨笛和可能用于占卜的龟甲刻符。
六千年加速：社会显著变化，出现中心聚落、社会分化和战争迹象（如随葬石钺）。
五千多年进入：长江中下游等区域进入文明阶段，以良渚古城为代表，出现了国家形态，有王权、大规模公共工程（如水利系统）和礼制。
四千三百年转型与四千年王朝：气候变迁后，文明重心转向中原，先后出现陶寺、石峁等巨型都邑，直至约公元前2000年夏王朝建立。二里头遗址则展现了成熟文明形态在中原地区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已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不同区域文化在交流互动中逐渐融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中国”及其称谓的演变
“中国”这一名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最早的“中国”：1965年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刻有“余其宅兹中或”的语句，“中或”即“中国”。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物质证据，意为“天下的中心”。
华夏与中华：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是“华夏”中“夏”的来源之一；“华”通“花”，喻指民族如花般美丽高雅。“中华”则是“中”与“华”的结合。
赤县神州：战国时齐人邹衍提出了“大九州”的地理观念，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反映了先民宏大的空间想象力。我国自主研制的航天飞船命名为“神舟”，也与此有渊源。
China的渊源：关于英文“China”的由来，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与瓷器有关。精美的中国瓷器驰名海外，以至于“瓷器”（china）成为了中国的代称。
这些称谓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的认同，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高度凝聚。
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外部世界不断交流互鉴的历史。
古代的交流通道：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流的典范。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火药等由此西传，而西域的作物（如胡椒、西瓜）、音乐、舞蹈、宗教以及金银器制作技术等也传入中国。
唐代的开放包容：唐代是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展现出高度的自信、开放和包容。例如《羽衣霓裳舞曲》融合了中原、印度和中亚元素；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融合了印度、希腊和中国道教的文化因素。
持续的融合创新：这种交流互鉴持续不断。早期传入中国的小麦、青铜技术等，都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借鉴并创新创造，为文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总结
回顾“中国”名称的由来、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与世界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中华文明是原生内生、多元一体、连续发展的，同时又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其它文明交流互鉴。
读2025.11.12《光明日报》7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大义
下面这个表格，可以帮助您快速了解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忠烈家族。
家族代表 所在地区 家族身份/背景 主要事迹简介 牺牲情况
戴万龄家族 吉林敦化 当地首富 “九一八”事变后，戴万龄毁家纾难，带领全族男女老少及村中青壮年共200余人组建“戴家军”抗日。家族成员辗转于救国军、东北抗联等部队，长期奋战。 四代共有55人牺牲，家族男性成员几乎损失殆尽，宅院被焚毁。
邓玉芬老人一家 北京密云 普通农村家庭 邓玉芬老人先后将丈夫和6个儿子送上抗日前线。她本人是子弟兵的坚强后盾，为八路军筹粮、做军鞋、照料伤员，被誉为“现代佘太君”。 丈夫和5个儿子先后战死沙场或遭敌人杀害，七儿子也在躲避日军搜捕时不幸夭折。
李氏“红色家族” 山东平度（闯关东至吉林） 闯关东的普通家族 家族先后有十数人投身抗日战场，活动足迹遍及东北和关内。代表人物有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李延平兄弟等。 多人血洒疆场，被称为长白山下的“红色家族”，具体牺牲人数记载不详但“壮烈坎坷”。
李仲岩、刘中和、梁佐华、寇衍庆等家族 山东淄博 商人、乡绅、医生、农民等 国难当头，这些家族的成员做出了惊人壮举：李仲岩炸毁自家磨坊携全家参军；刘中和带领妻子和三个子女全部投身革命；梁佐华将多个儿子送入八路军；寇衍庆医生毁掉祖传诊所，带领三个儿子参加八路军，在部队中救死扶伤。 寇衍庆医生与长子、三子均壮烈牺牲；刘中和的长女在战斗中英勇就义；多个家族产业被毁，成员伤亡惨重。
崔长永父子、孙永宇兄弟、李何运母子、田时风夫妻等 河南焦作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 在民族危亡之际，焦作地区涌现出众多英雄家庭。其中有父子接力（如崔长永、崔清文）、兄弟同心（如孙永宇、孙永宙）、母子相依（如李何运、冯精华）、夫妻并肩（如田时风、卫特金）等多种形式，全家乃至全族参与抗战。 许多家庭成员献出了生命，例如崔长永之子崔清文被捕后英勇就义，孙永宇兄弟二人均战死沙场。
忠烈之家的共同特质
这些忠烈之家虽然地域、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的选择和精神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 “国破家何在”的觉醒：他们深刻认识到，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就不可能有小家的安宁与幸福。无论是像戴万龄这样的富户，还是邓玉芬这样的贫农，都毅然将家族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
毁家纾难的决绝：他们不仅奉献了亲人，更献出了世代积累的家业。戴万龄焚毁地契、变卖家产；李仲岩炸毁磨坊；寇衍庆的诊所被焚毁……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门楣无存，国门永固”的信念。
前仆后继的牺牲：父亲倒下儿子上，兄长牺牲弟弟上，男人打光了女人继续上。这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妇孺皆兵的悲壮场景，在许多抗战家庭中真实上演，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
这些家族的故事，是全民抗战最真实的缩影。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牺牲与奉献，才最终汇聚成了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读2025.11.12《光明日报》4版
深入乡村，采写历史，牢记抗日战争，传承文化，我们责无旁贷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当宏大的历史叙事最终落在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亲历者的身上时，它才展现出最真实、最动人，也最深刻的力量。
要做好这件事，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
一、为何要“深入乡村”？—— 抢救即将消逝的“活历史”
与档案馆里的文献相比，乡村是一座蕴含着抗日战争“活历史”的宝库。
最后的亲历者：抗战的亲历者、见证人已年逾古稀，他们的记忆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生的“口述史”。他们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对正史最宝贵的补充和校正。
鲜活的微观视角：历史书中可能只记载了一场著名战役，但乡村老人记忆里的，可能是某个士兵在自家屋檐下喝的一碗水，是妇女们连夜赶制军鞋的灯火，是日军暴行下某个家庭的生离死别。这些微观记忆，构成了历史的血肉与温度。
未被书写的故事：像戴万龄家族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可能还有很多。他们的事迹可能从未被官方史书收录，只流传在家族的口耳相传或地方志的只言片语中。我们的采写，正是在与时间赛跑，打捞那些即将被遗忘的荣光。
二、如何“采写历史”？—— 一份具体的方法论
深入乡村采写，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1. 行前准备：做足“功课”
文献研究：查阅地方志、县志、党史资料，了解当地抗战的基本脉络和重要人物、事件。
线索寻访：联系当地的文化馆、老干部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或中小学历史老师，他们往往是了解本地“活历史”的关键人物。
拟定提纲：准备好开放性的问题，如“当年咱们村来过队伍吗？”“您家里有人参军或支援过前线吗？”“当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田野调查：带着敬畏之心“倾听”
口述历史采集：这是核心。尊重受访者，耐心倾听，不轻易打断。用录音、录像设备完整记录，同时辅以笔记。重点记录人物、时间、地点、细节和情感。
实物证据收集：拍摄老宅、战场遗址、纪念碑、烈士墓等。留意村民可能保留的老照片、家书、地契、立功证书等实物，这些都是历史的铁证。
人文地理观察：记录村庄的地理环境、道路走向，这些可能曾对游击战、物资运输起到关键作用。
3. 整理与书写：赋予故事生命力
交叉验证：将不同受访者的口述、实物证据与文献资料进行比对，确保史实的准确性。
情感注入，理性表达：书写时，要带着同理心，还原历史场景和人物情感，让故事有生命力。但同时要保持客观理性，避免过度渲染。
多元呈现：成果可以是深度的报道文章、学术论文、纪录片脚本、公众号推文，甚至是帮助当地建立村史馆的展陈资料。让历史以多种形式“活”起来。
三、从“牢记”到“传承”—— 让历史照进现实
采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承。
融入教育：将采写到的鲜活故事，转化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可以邀请后代走进课堂，或组织学生到故事发生地开展研学活动。
文化创作：鼓励基于这些真实故事进行文艺创作，如话剧、绘画、歌曲等，用艺术的力量打动更多人。
赋能乡村：帮助乡村梳理自身的红色文化资源，将其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发展红色旅游，让历史记忆成为推动当代发展的积极力量。
结论：
这十六个字，勾勒出了一条从历史通向未来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条路上的“寻访者”和“点燃灯盏的人”。当我们俯身倾听来自乡土深处的回响，记录下一个个平凡家族的非凡壮举时，我们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对抗遗忘，就是在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添砖加瓦。
读2025.11.11《光明日报》4版
寻画竹溪：记墙画家谭祥富
在竹溪，你得慢下脚步，才不至于错过那些藏在街角巷陌的风景。譬如，一堵原本素面朝天的农家院墙，忽然间便“长”出了一幅画。画里或许是几竿沐雨的青竹，或许是一丛傲霜的秋菊，为寻常日子平添了几分古意与诗情。这些画的背后，往往站着同一个人——墙画家谭祥富。
我与谭师傅的“初遇”，便是在秦楚交界楚长城脚下，蒋家堰镇敖家坝，那时，他正为一面高墙描摹一幅“清廉”主题的巨作。初夏的阳光已有些烫人，他戴着一顶旧草帽，身子微微仰着，手中的画笔蘸着颜料，时而大刀阔斧地泼洒，时而如绣花般细细勾勒。身旁的颜料桶排开，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我站在底下看，那画已见雏形：荷花亭亭，出淤泥而不染；翠竹挺拔，有凌云之虚怀。最妙的是，他将本地的山形水势也化入了画中，让人一看便觉亲切，这风骨气节，原就生长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并未上前打扰，只是静静看着。艺术家的创作状态，本身就如同一幅画。他全神贯注，仿佛周遭的车马人声都已退去，世界里只剩下他与这面白墙的对话。这是一种沉默的修行，用色彩为岁月注解，用笔墨为乡村梳妆。
后来，我在县里的书画展上，才算真正认识了谭祥富。他的案头作品，无论是别具一格的人物画，线条纤细而情意饱满；还是那幅入选刊物的《荷风满堂》，墨韵生动，都显露出他深厚的功底。但于我看来，比起展厅里被框起来的精致，他散落在各个村庄的墙画，更具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那是真正属于公众的艺术，不设门槛，无需解读。农人荷锄而归，一抬眼便能看见；孩童嬉戏打闹，一转身便能触碰。这艺术，便这样春风化雨般地，融进了乡亲们的生活里。
我想，谭祥富们，与之前提到的书法研习者刘裕春先生，实则是同一种人。他们或许声名不显于外，却是小城文化血脉最坚实的守护者。刘先生在水务局工作半生，退休后于书房方寸之间，涵养着书法的文心；而谭师傅则用他行走的画笔，直接将艺术绘在了养育他的土地上。一静一动，一内一外，共同构成了竹溪县沉静而丰厚的文化底色。
夕阳西下时，我离开敖家坝，回望那面墙，画作已然完工，在金色的余晖里，仿佛也散发着温润的光。谭师傅正在收拾画具，身影朴素得如同任何一位乡间的老农。我知道，明天，他或许又会出现在另一个村庄，另一面白墙之前。
这些墙画，会经历风吹、日晒、雨淋，颜色会渐渐沉淀，与墙壁一同老去。但这或许正是最好的归宿——艺术不曾高悬于殿堂，而是如同庄稼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自然地生长、成熟，最后温柔地融入这片土地的记忆里，成为一方水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便是谭祥富的墙画，最动人的价值所在。
读2025.11.9《光明日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