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溪核桃客
王瞎子道旧楼，木楼梯正咯吱呻吟。逼仄的楼道里浮着陈年墨香，转过三折拐角，忽见一扇褪色的绿门虚掩着。推门而入，清瘦老者含笑立在光影交界处，眼角皱纹里蓄满暖意——竟是仰慕多年的董元清先生。
董老案头那只粗陶罐最是惹眼。揭开盖子，百来枚拇指大的山核桃静卧其间，纹路如刀刻斧凿，包浆泛着蜜糖似的温润光泽。“这叫‘铁核’，”他拈起一枚在掌心摩挲，“野核桃长在悬崖阴面，十年才挂果，壳硬得能硌碎石头。”阳光斜穿过窗格，照见他指腹厚茧——那是六十年握笔采撷留下的勋章。
身为林业局退休干部，董老对山核桃的认知近乎痴迷：春分时攀岩选种，白露后带镰钩采摘，再用山泉水浸泡三日去涩。最绝的是配对功夫：两枚纹路相合的核桃，需经三年手掌温度的揉捻，才能盘出“玛瑙红”。“瞧这对‘姊妹双娇’，”他轻叩玻璃柜，两枚核桃在绒布上微微颤动，“它们陪我走过林场二十载春秋。”
退休近二十年，董老仍保持着林场作息。清晨携竹篮进山，黄昏抱核桃归家。儿女笑他“比上班还忙”，他却指着书架说：“每枚核桃背后都有故事。”那枚断尖的“将军盔”是他知青时冒雨抢救的；那对“阴阳扣”来自卧病老友临终所赠；至于罐底压着的“泪滴纹”，则是亡妻生前最爱的把件。
临别时他赠每人数枚核桃，皮质粗糙却异常沉重。“放兜里日日盘，”他眨眨眼，“比手机养人。”下楼时回望，窗口晃动着清瘦身影，手中核桃在夕照里转出金斑——这哪是玩物？分明是半世纪光阴凝成的舍利子。
后记
归途经过武衙门旧址，忽见石狮爪下嵌着粒核桃。不知哪位顽童遗落，竟被岁月磨出玉质光晕。想起董老的话：“好核桃不在价高，得有山魂。”竹溪人把岁月盘进掌纹，把山河揉进核骨，方知最深的收藏，原是把天地万物，都养在心跳呼吸之间。
读2025.9《北京纪事》编者按
四平轩主：石上云烟墨痕深
南校场的老巷深处，四平轩的门楣总蒙着层薄纱似的苔痕。推门时惊起几星尘埃，却见沈传平立于满壁奇石间，指节叩向一方油光青的卵石——那石纹恰似狂草飞白，与他案头未干的墨迹遥相呼应。
案头《解缙诗》墨迹未干，笔锋游走处似有金石铿锵。这位书协主席的案头永远摆着两样东西：徽墨与奇石。1980年代他在文化馆临摹欧阳询楷书时，总觉横竖撇捺少了些山野气。直到某日见堵河滩上一枚彩韵石，纹路如刀劈斧削，方顿悟“屋漏痕”的笔意原在天地造化中。
“四平轩”三字悬于粉墙，暗藏玄机。
平静于心：书斋悬着自题匾额“斗室生万机”，案头奇石随四季更替轮展，如微型山水博物馆。
平缓于行：每日寅时必赴堵河滩，赤足踩过卵石如履宣纸，指尖摩挲石纹似运笔提按。
平和于情：2013年获荣获全省铜奖时，他正为残疾石农拓印彩韵石，笑言“奖状不如这方‘残荷听雨’来得真切”。
平淡于名：奇石协会会长任上十余年，办公室始终挂着“石不能言最可人”的旧联。
最妙是那方“四不像”镇纸——青石裹着黄蜡石芯，恰似他书风：欧体骨架裹着魏碑血肉，张瑞图的险绝藏于二王风骨之下。
这份痴迷催生了竹溪奇石协会。起因于1999年9月沙滩中觅石，催生于2001年沈传平参加全国第五届赏石展分别获得铜奖，2005年挂牌仪式上，他指着协会章程笑言：“我们玩的不是石头，是凝固的时光。”如今五座石馆如星辰散落全城，最特别的当属四平轩，彩韵石铺成“高山流水”，削皮石垒作“竹影摇窗”，访客恍入立体山水长卷。
“好石头自己会讲故事。”他轻叩那方“泪痕石”，裂纹中渗出赭色矿物痕迹，“像不像八大山人哭之笑之的泪渍？”暮色漫入轩窗时，他独坐观石，忽喃喃道：“当年以为四平是境界，如今才懂——平的是尘嚣，不平的是石魄与墨魂。”
后记
离馆时回望，四平轩檐角铜铃轻响。风掠过门前石敢当，那方明代镇宅石上深深镌刻着“泰山石敢当”，而沈传平新刻的“竹溪石敢当”正在轩内胚料上酝酿。忽然明白何为“1+2≠3”——当书法遇见奇石，当四平融汇丘壑，那迸发的万千气象，早已超越数字所能丈量。
石不能言，却以亿万年沉默教会他：真正的艺术，不过是把山河岁月，都养在方寸笔墨之间。
读2025.9《北京纪事》王鹤潼《稀奇古怪……》
刘贤荣：旧契书里藏着半部乡土史
周末去综合农场访友，在走廊尽头撞见刘贤荣正伏案整理旧物。阳光斜斜切进窗棂，照得他膝头那叠泛黄的纸页发亮——竟是1953年的契书！
"刚收的几件宝贝。"他抬头笑，眼角的皱纹里都漾着得意。我凑过去看，纸边已磨出毛边，墨迹却依然清晰："雷祥贵，西屏街七间......"右下角按着红泥手印，旁边还有竹溪县人民政府的红印戳子。这些被岁月揉皱的纸片，原是土地改革的活档案，每一笔都写着当年庄稼人的生计辗转。
想起去年在他书房见过的前清石印家谱，线装本封皮磨得发亮，内页蝇头小楷记着"乾隆年间迁竹溪"的支脉。他当时说："老东西不说话，可摸着这些纸纹，能听见祖宗翻族谱的声音。"如今这叠契书，怕是要替土地说说话了——土改时的地界纠纷、合作化初期的生产调整，全在这方寸间藏着。
刘贤荣的"杂"是出了名的：公文包里永远塞着相机，拍过农场晨雾里的茶园、暮色中的剑术表演；手机相册存满即兴写的诗，"习武基上种桑，营盘山下植茶"的句子比专业诗人还鲜活；最绝的是给农场写宣传稿，能把剑茶的杀青工艺写成"但却尘嚣荣辱事，清心快意再添杯"，愣是把个老茶种捧回省里金奖。
"您这是把日子过成博物馆了。"我打趣。他正给契书编号，闻言抬头："哪算什么馆？就是觉得这些老物件，总得有人替它们记着。"说着翻开本硬壳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着场志资料：.....几十万字的场志，是他用十年时间攒下的农场成长史。
竹溪多山，从前总觉得老辈的东西要么锁在箱底，要么随老人走了就散。可刘贤荣偏要做那个"捡星星的人"——捡石印家谱里的家族根须，捡契书里的土地记忆，捡剑茶里的农耕智慧。他的爱好从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倒像是给乡土文化搭了座桥，一头连着过去的烟火，一头通向现在的日子。
我望着他鬓角的白发，忽然懂了他的"痴"：所谓文化传承，不过是把"旧"的温度捂热，让后来的人知道，我们脚下的土地，曾有过怎样的热气腾腾。
竹溪有这样的人，真好。就像老茶树年年抽新芽，总得有个守着根的人，才不算辜负了这一方水土的春秋。
读2025.9《北京纪事》无尚《旧籍拾珍》
竹溪藏书辨：万卷空锁与墨香流转
竹溪九十年代评“十大藏书家”，名单揭晓时颇令人愕然——藏书逾万册的马献智竟名落孙山。反观几位因批量购置《金》《梁》《古》全集而跻身榜单者，倒也不觉意外了。藏书之道，岂是书柜盈室便可妄称“家”者？
藏书为基，当以读破万卷为魂。 若只购书待沽、借册牟利，纵使坐拥书城，不过是个精明的书商。真正的藏书家，当让典籍在指尖苏醒：夜读灯下，批注勾画，让思想与古人隔空击掌。马献智的万册藏书若仅作壁上观，倒不如少些纸堆，多些墨痕。
次之当有书圈聚友，播火传薪。 昔日文士结社唱和，今日何妨以书会友？开一扇门，邀同道品茗论道；设一座席，引后生登堂问学。让私藏化为公器，使孤本生出知音。可叹当年诸多“藏书家”，可曾为稚子开蒙解字？可曾与邻翁共析疑义？
尤贵在著书立说，化藏为用。 马献智早有实绩：主笔1992版县志税务篇（成书时署名隐没）、自纂家乘影像志，字字皆心血。更遑论那位设计大河桥、督造办公楼的“三才子”——能执蓝图安济民生，亦能以笔墨载录春秋。藏书家若只囤积不创造，不过文化的守墓人，非开拓者。
终需传播致远，润泽乡梓。 或开讲座漫谈书林掌故，或撰文章钩沉典籍流变。让深阁之书化作春雨，渗入竹溪的土壤。惜乎当年诸君于此节多缄口，许是古君子“述而不作”的余韵？然文化传承如江河奔涌，岂容只蓄不流？
马献智的万册藏书静卧竹溪某处，像沉默的矿脉。而真正的藏书家，应是点石成金的匠人——以读为锤，以写为砧，以讲为炉，锻出照亮一方的文化真金。名单或有遗珠，但时间终会淘洗出：谁让书籍真正活在了人间。
后记：藏书家四境——
藏而不读，书为冢；
读而不友，书为牢；
友而不著，书为茧；
著而不传，书为尘。
唯破此四障，方见墨香流转，星火燎原。
读2025.9《北京纪事》刘景文《读书与藏书》
葫芦为笔写春秋：王国祥与他的艺海人生
十多年前的一个秋日，竹溪牛头山的岩壁上，一串野生葫芦垂挂着——大的如粗瓷碗，小的似幼儿拳。王国祥踩着藤蔓攀爬而上，指尖触到葫芦表皮粗糙的纹路时，眼里闪着孩童般的雀跃。同行的友人笑他“老来返童”，他却将几个葫芦仔细裹进衣襟：“这可是宝贝。”后来这批葫芦被他带回竹溪家中，成了他烙画生涯里最早的“模特”。
一、葫芦里的千年文脉
王国祥与葫芦的缘分，远不止于那次牛头山偶遇。作为中华文明的古老符号，葫芦早被先民赋予多重意义：最初是盛水的陶罐替代物，后来演变为“福禄”的象征——谐音“福禄”，根茎“蔓带”谐音“万代”，合为“福禄万代”的吉兆。“家有葫芦，福禄两旺”的俗语，在他口中念得亲切，仿佛能触摸到千年民俗的温度。
他尤爱葫芦烙画。一把电烙铁，几支粗细不同的笔，在葫芦表皮游走间，山水、花鸟、人物渐次浮现。他曾作打油诗自嘲：“一锯两把瓢，下厨把水舀。为何这境地？只因年岁高！”字里行间藏着对生活的热望——即便日常器物，经他之手也能生出诗意。
二、墨韵传薪：从三尺讲台到艺海阁
王国祥的笔墨功底，源于家学渊源。自幼临帖不辍，楷书端正如松，行草飘逸似云，至上世纪70年代已在当地小有名气。1970年，他受聘于三观碑处的新胜小学，成为孩子们眼中的“书法老师”；1976年入伍，军营里的标语、黑板报成了他练笔的“战场”；1979年入党后，更以党员的标准打磨技艺，书法愈发精进。
退休后的王国祥并未闲下来。每周三、四，他准时出现在县实验小学的书法教室。学生们说：“王老师的课像老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从握笔姿势教起，连宣纸的折叠、墨汁的浓淡都要反复示范；遇到调皮的孩子，他从不疾言厉色，只笑着递过一支新笔：“咱们再试一次？”县内书法名家刘裕春评价他“县内教书法第一人”，学生们进步之快、坚持之久，至今无人能及。
三、艺海阁：方寸之间，桃李满蹊
2015年，王国祥创办艺海阁书画院。这间不足百平的小屋，成了竹溪书画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从儿童启蒙到成人深造，从国画工笔到篆刻印章，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十年间，六百余名学员从这里走出，有的考入专业院校，有的成为社区文艺骨干，更有不少家长跟着孩子一起学，“王老师的课，全家都上瘾”。
“退休后做点想做的事，也算圆了梦。”王国祥总说。这三年的充实远超想象：清晨备课，午后授课，傍晚与学员切磋，深夜还在整理教案。最让他开心的，是结识了两位年轻的助教。“他们比我家姑娘还小，却叫我‘王老师’‘叔’。”他眼里泛起柔光，“可我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工作敬业，为人得体，很多地方比我更通透。”
四、岁月为卷，初心作笔
如今的王国祥，仍保持着每日习字的习惯。案头摆着半旧的镇纸，墙上挂着学生送的“德艺双馨”匾额，葫芦烙画作品挤满了书架。有人问他：“您这么大年纪，图什么？”他指着窗外嬉闹的孩子：“你看，这就是答案。”
从牛头山岩壁的野葫芦，到艺海阁里的一堂书法课；从军营里的标语，到学员手中的获奖证书——王国祥用一生证明：所谓传承，不过是把热爱熬成岁月，把初心写成故事。正如他在诗中所写：“一锯两把瓢，下厨把水舀。不为名利累，只愿心常乐。”
这或许就是最朴素的人生哲学：以葫芦为舟，以笔墨为桨，在岁月的长河里，划出属于自己的浪花。
读2025.9《北京纪事》陈彦泽《葫芦……》
全部消杀
全部消杀
本周优乀秀
竹溪三桥
一、历史三桥：方义桥、铁索吊桥、花寺桥
竹溪历史上的“三桥”以方义桥（旧称高桥）最具代表性，铁索吊桥承载民间记忆，花寺桥则因衍生地名留下独特印记。
1. 方义桥（高桥）：从“方义”到“工农”的名称演变
方义桥是竹溪县城西3里的标志性桥梁，旧称“高桥”，据同治版《竹溪县志》及1992年版《竹溪县志》记载，其始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由监生方正霖捐资兴建，故最初命名为“方义桥”。民间之所以称其为“高桥”，可能因桥梁地势较高或造型挺拔。20世纪70年代，方义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更名为“工农桥”，成为县城内外交通的重要通道。尽管名称几经变更，方义桥始终是竹溪民众心中的“老桥”，承载着几代人的出行记忆。
2. 铁索吊桥：民间口碑中的“进出要道”
铁索吊桥位于县城南环溪水至东北数里的东门外，是清末民初竹溪民众进出县城的主要通道之一。据民间口碑相传，该桥为木板桥，因年久失修，清末民初毁弃无存。尽管同治版《竹溪县志》未记载其详细信息，但铁索吊桥的存在反映了竹溪早期交通的艰难，以及民众对便捷通道的迫切需求。
3. 花寺桥：从“花饰石桥”到“花桥寺”的地名衍生
花寺桥位于县城旧址附近，同治版《竹溪县志》记载其为雍正二年（1724年）秋由里民刘景云等“蓦建”（突然修建）的石桥，因桥身雕有花饰，故名“花寺桥”。尽管该桥今已无存，但“花桥寺”这一地名却保留下来——中峰镇花桥寺村（邮编441305）即因花寺桥得名。这种“桥亡名存”的现象，成为竹溪地名文化的一大特色。
二、新三桥：跃进桥、南大桥、西关桥的“沟通使命”
20世纪50年代以来，竹溪新建的跃进桥、南大桥、西关桥成为连接城乡的“交通动脉”，其作用不可估量。
1. 跃进桥：1957年建成的“连接二桥”
跃进桥位于城东，1957年建成，是20世纪后半叶竹溪县城内外连接的重要桥梁之一（另一座为城西高桥）。尽管其具体结构未详细记载，但作为“连接二桥”，跃进桥见证了竹溪县城从“环水而居”到“城乡融合”的变迁。
2. 南大桥：从“马家菜园子木板桥”到“交通枢纽”
南大桥始建于1980年代，其前身为“马家菜园子二队木板桥”。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大桥经过多次改建，成为竹溪县城南部的交通枢纽，承担着连接县城与周边乡村的重要功能。
3. 西关桥：1990年代初的“城乡纽带”
西关桥位于县城西关，1990年代初建成，其前身为“马家菜园子三队木板桥”。作为县城西部的“城乡纽带”，西关桥的建成极大地方便了县城居民与西部乡村的往来，成为竹溪“城乡一体化”的早期标志之一。
三、今之三桥：步行桥、新高桥、彩虹桥的“现代颜值”
进入21世纪，竹溪新建的步行桥、新高桥、彩虹桥不仅提升了交通效率，更成为城市的“新地标”。
1. 步行桥：南大桥与西关桥之间的“便民通道”
步行桥位于南大桥与西关桥之间，是2020年以来竹溪新建的“便民桥梁”。其设计兼顾实用性与美观性，成为民众出行的“捷径”，也提升了城市的“步行友好度”。
2. 新高桥：方义桥以东的“交通升级”
新高桥位于方义桥以东数百米，是2020年以来竹溪对“老桥”的“升级改造”。其结构更坚固、通行能力更强，成为县城东部“交通升级”的标志性工程。
3. 彩虹桥：江西馆处的“网红打卡地”
彩虹桥位于江西馆处，是2025年竹溪新建的“景观桥梁”。其设计融入“彩虹”元素，色彩明快，成为民众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彩虹桥的建成，不仅提升了竹溪的城市颜值，更成为“文旅融合”的新载体。
结语：竹溪三桥的“变与不变”
从历史三桥到新三桥，再到今之三桥，竹溪的桥梁变迁始终围绕“沟通”与“便民”的核心。尽管桥梁的名称、结构、位置不断变化，但“服务民众”的初心未变。这些桥梁不仅是交通设施，更是竹溪“地廓民勤、崇德尚义”文化的载体，见证了竹溪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读2023.8《北京纪事》刘一达《北京的桥……》
竹溪的桥：跨越千年的交通密码与民生印记
竹溪，地处鄂西北秦巴山区，境内沟壑纵横、河流密布，自古便有“三面环水”的地理特征。桥，作为连接山水、沟通城乡的关键节点，不仅承载着民众的出行需求，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从唐代的石拱桥到现代的高速斜拉桥，从木梁石覆的简易桥到科技含量高的大跨径桥，竹溪的桥始终与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成为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民生印记。
一、历史脉络：从“天堑”到“通途”的千年跨越
竹溪的桥梁历史可追溯至唐代。据清同治版《竹溪县志·艺文》记载，唐麟德二年（665年），莲花寺前便建有一座石拱桥，桥身刻有石栏，凭栏俯眺，天水相涵，成为当时文人墨客的咏叹对象。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与商贸发展，桥梁建设逐渐增多，出现了木架板桥、石墩木覆桥、石拱桥、索桥等多种类型。明、清时期，桥梁建设进入鼎盛期，张公桥、方义桥、水坪桥等代表性桥梁相继建成，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通道。
1. 唐代：莲花寺桥——最早的石拱桥印记
莲花寺桥位于今十八里长峡双坪境内，建于唐麟德二年（665年），为平板石桥，桥面用两块条石并列，净跨5米、高4米、长6米、宽1米。虽历经千年风雨，桥身仍保留着当年的石栏遗迹，成为竹溪现存最早的石拱桥。据《莲花寺记》记载，桥前“水理旋洑”，莲花池环绕，桥身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成为当时“天水相涵”的胜景。
2. 明代：张公桥——险阻之地的兵家必争
张公桥位于十八里长峡双坪境内古盐道线的张公河上，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由当地张姓贡爷捐资兴建。桥型为平板石桥，长6米、宽1米、高4米，是当时千条峡谷深涧上唯一的桥，因此远近扬名。由于其地处险要，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李自成曾五次驻扎在此，清顺治七年（1650年），李自成余部抗清曾隐蔽在此达数月之久；土地革命时期，贺帅曾率部驻扎休整后移师川东；1947年，李先念率部曾在此屯兵休整，修复通行。张公桥虽小，却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时代的变迁。
3. 清代：方义桥——最长最大的古桥
方义桥位于城西5华里，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由监生方正霖捐资兴建，故名“方义桥”，俗称“高桥”。桥型为八墩七孔木梁石覆桥，长85米、宽6米，是竹溪当时最长、最大的古桥。1976年，方义桥改建成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更名为“工农桥”，成为县城内外交通的重要通道。尽管名称几经变更，方义桥始终是竹溪民众心中的“老桥”，承载着几代人的出行记忆。
4. 民国：水坪桥——从石墩木覆到钢筋混凝土的迭代
水坪桥位于县东30华里今水坪镇下马场，建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为石墩木覆桥。1944年毁于水，复建漫水桥；1954年修复汉白公路时，设木梁便桥通车；1966年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梁式平板桥，长66米、高10米、宽8米。水坪桥的迭代，见证了民国以来竹溪桥梁建设技术的进步，从木墩木覆到钢筋混凝土，从漫水桥到永久桥，每一步都凝聚着民众的智慧与汗水。
二、特色桥梁：文化与民生的双重印记
竹溪的桥不仅是交通设施，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民生记忆。其中，花桥寺、柳公桥、抗战桥等特色桥梁，成为竹溪独特的文化符号。
1. 花桥寺：桥亡名存的“地名活化石”
花桥寺位于县城旧址附近，因花寺桥而得名。花寺桥建于雍正二年（1724年）秋，由里民刘景云等捐建，为单孔石拱桥，长8米、宽5米，桥身雕有花饰，故名“花寺桥”。尽管该桥今已无存，但“花桥寺”这一地名却保留下来——中峰镇花桥寺村（邮编441305）即因花寺桥得名。这种“桥亡名存”的现象，成为竹溪地名文化的一大特色，见证了桥梁与地方文化的深度融合。
2. 柳公桥：从“天然柳桥”到“人工石拱”的传承
柳公桥位于廖家岭，原名“柳弓桥”，因一棵形如弥勒佛的大柳树而得名。传说，弥勒活佛途经此地，看到两岸住户交往不便，便对着沟边的一棵小柳树一吐仙气，柳树猛长，树根像人的臂膀一样横跨柳溪沟，成为一座天然的桥梁。尽管这一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但却反映了民众对便捷通道的迫切需求。解放前夕，大柳树因风雨倒塌，柳公桥消失。解放后，人工石拱桥应运而生，长8米、宽5米、高4米，继续方便柳溪沟两岸群众往来。70年代初，修建长龙路时，又在石拱桥基础上加宽加高，连接长龙路。柳公桥的传承，见证了民众对“便民”的执着追求，从天然桥到人工桥，不变的是对“连接”的渴望。
3. 抗战桥：刻在桥身的“时代记忆”
抗战桥位于蒋家堰关垭子村秋沟，今S305省道之下，原桥桥身垫高了约1.5米。桥身全部用人工打磨的方方正正的石料砌成，桥长5米，拱高2.1米，桥的南北两侧面各有三块碑刻，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南侧面桥拱正上方有阴刻篆体“收复失地”，桥拱左右两边各有阳刻圆形美术字“秋泉”“长流”；北侧面桥拱上方有阴刻篆体“还我河山”，左边碑刻为“裕国”，右边被砌入石岸中的为“抗战”，故曰“抗战桥”。抗战桥作为汉白公路上的重要桥梁，抗战时期承担着粮草辎重的运输任务，见证了那段烽火岁月。尽管桥身已被垫高，但桥身的石刻仍清晰可见，成为“抗战精神”的实物载体。
三、现代发展：科技与民生的“桥梁交响”
进入现代，竹溪的桥梁建设迎来了爆发式发展。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桥梁不仅是“连接”的工具，更成为“发展”的引擎。从十巫南高速的新洲特大桥到县城的甘露寺桥，从水坪街村的“幸福桥”到乡村的“便民桥”，竹溪的桥正朝着“科技化、便民化、景观化”方向发展。
1. 十巫南高速：世界级桥梁的“科技突破”
十巫南高速是湖北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也是串联鄂陕渝三省市的省际快速大通道。其中，新洲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位于竹溪县新洲镇汇湾河与泉河交汇处，全长569米，主跨340米，是世界最大跨径单塔部分地锚式斜拉桥。大桥索塔采用下塔柱内收的倒八字“H”形结构，总高度201.5米，相当于60多层摩天大楼。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创新采用“同步施工与分层浇筑”工艺，解决了超高空作业、大体积混凝土连续浇筑等难题，确保了大桥的质量与安全。十巫南高速的建成，将极大改善鄂西北山区落后的交通条件，有效破解当地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对完善区域路网结构、促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县城桥梁：便民与景观的“双向提升”
近年来，竹溪县城的桥梁建设更加注重“便民”与“景观”的结合。甘露寺路（桥）延长线建设项目中的甘露寺桥，预计2025年“五一”通车，起点为鄂陕大道，终点为城北大道，全长597米，其中新建段140米，标准路幅宽度26米。甘露寺桥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县城交通网络，有效缓解城区南北向的交通压力，方便居民日常出行。此外，县城的步行桥、新高桥、彩虹桥等桥梁，不仅提升了交通效率，更成为城市的“新地标”：步行桥如玉带缠绕碧波，晨练老人的太极身影倒映水中；新高桥在原址东侧拔地而起，双向六车道托举起现代物流梦想；彩虹桥的LED灯带入夜绽放霓虹，成为民众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这些桥梁的建设，让竹溪县城从“三面环水”蜕变为“内畅外联”的现代山城，提升了城市的“颜值”与“气质”。
3. 乡村桥梁：民生实事的“最后一公里”
在乡村，桥梁建设更是“民生实事”的重要内容。水坪街村位于水坪镇集镇中心，竹溪河穿村而过，原来的链索桥因年久失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2024年，水坪街村“两委”以共同缔造活动为契机，争取镇党委、政府支持，新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简支梁桥，长46米、宽2.5米、高7.2米，共有6跨。新桥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让“天堑”变通途。为了管护好桥梁，村“两委”招募志愿者，依靠群众力量进行日常维护，确保桥梁的安全与畅通。水坪街村的“幸福桥”，只是竹溪乡村桥梁建设的一个缩影，类似的“便民桥”“幸福桥”在乡村随处可见，成为民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结语：竹溪的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从唐代的莲花寺桥到现代的新洲特大桥，从木梁石覆的简易桥到科技含量高的大跨径桥，竹溪的桥始终与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桥，不仅是“连接”的工具，更是“传承”的载体：它传承了唐代的文化印记，见证了明代的兵家风云，承载了清代的民生记忆，见证了抗战时期的烽火岁月，更连接了现代的发展与未来的希望。
如今，竹溪的桥正朝着“科技化、便民化、景观化”方向发展，十巫南高速的新洲特大桥将成为世界级桥梁的典范，县城的甘露寺桥将成为便民与景观的“双向提升”的标杆，乡村的“幸福桥”将成为民生实事的“最后一公里”。这些桥梁的建设，不仅改善了交通条件，更提升了城市的“颜值”与“气质”，让竹溪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
竹溪的桥，是跨越千年的“交通密码”，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承载了民众的民生记忆，更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希望。在桥的连接下，竹溪正朝着“内畅外联、现代宜居”的目标迈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桥梁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