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溪印刷与出版业
一、清代至民国时期：传统印刷与近代转型
清代印刷业：前清时代以石印局为主，道光年间已有木刻印刷，代表性石印局有福华、泰华、恒记石印局，主要承印票券、帐簿、册籍及课本等。
民国后期印刷业：1949年，国民政府联合当地多家石印局成立“中国文化服务社竹溪分社”（总部设于重庆），业务扩展至各类印件及地图印刷（含对开四版、八开地图），产品发往武汉、重庆、西安等地，此阶段竹溪印刷业达到“兴隆旺盛”。
二、新中国时期：国营化与机械化发展
建国初期整合：人民政府联合私人印刷业成立“建华石印局”；1951年10月改建为“国营印刷厂”。
技术升级：1954年引入机械铅印技术，年印刷量达15吨；1957年添置手摇铸字机，年铸字量70吨。
设备革新：1975年改造自动平台机、装订机；1979年自制简易铜锌板、自动记数输纸装备，获郧阳地区技术革新一等奖。
三、书店与报刊：文化传播载体演变
（一）民国时期书店与报刊
私营书店：
1939年，廖虎臣于小十字街开办“力行书店”，主营杂志、刊物、教科书发行。
1940年，王岱云在西门内开设“青年书店”，以邮购外地图书字画为主（古典小说居多）。
官方报刊：
1939年国民党县党部创办《前线消息》，后更名为《战讯》；1944年再改《竹溪旬刊》，内容收录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新闻，1949年5月停刊。
（二）新中国时期出版体系
新华书店：1951年筹建，1952年正式营业。
内部刊物：
1950年8月创办《土改通讯》，共出刊44期。
1952年5月创《农村工作通讯》，出107期后更名《竹溪通讯》，累计出519期。
公开报刊：
《竹溪报》：1957年创刊，出623期；1958年9月公开发行，出343期，1961年停刊；1999年复办，2000年6月26日试刊。
文学期刊：1988年3月创办《绿野》文学期刊，推动地方文学创作。
综上，竹溪印刷与出版业从清代传统石印起步，历经民国近代转型，至新中国实现国营化与技术升级，同时书店与报刊逐步发展为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反映了地方文化事业的延续与创新。
读2025.12.24《光明日报》13版黄柳建《活字印刷……》
油印册子里的春天
记不清具体从哪一年开始的了，大概是2000年前后吧。日子像溪水一样淌过，不知不觉间，在图书馆管书的间隙，又揽下了校刊编辑的差事。接着，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写点东西，东拉西扯地记录些地方上的老风俗、旧掌故，一股脑儿塞进了每月一本的油印小册子里。
这本叫《竹溪教科研论坛》的小册子，印出来不过薄薄几张纸，油墨味儿混着新鲜纸张的气息，闻着就提神。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印好，再一份份送到全校近三十个班的学生手里。除了这些年轻的读者，偶尔也会飘到网上几个熟悉的角落，比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荆楚网的东湖社区，还有那个曾经热闹的K12教育论坛。至于校报？它没登过这些文字。于是，这些带着墨香的字句，也就只在校园里、在网络的某个小圈子里流转，没能沿着316国道，飘进沿线那二十六所中小学去。
有人说，油印的东西，是“速朽”的书。这话不假。它不像铅印精装本那样讲究，印出来没几天，边角可能就卷了、沾了灰，过几年更是字迹模糊，难辨真容。可我总觉得，这“速朽”里头，反倒藏着点别的东西。
叶圣陶先生说过，读书不能太随便，得引导孩子们读点有益的。我想，我这油印小册子，大概也算一种引导吧。虽然粗糙，虽然简陋，可字字句句都是趴在桌前琢磨出来的，想着能给孩子们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讲讲祖辈们是怎么生活的，那些快被遗忘的老手艺、老规矩里，藏着什么有意思的道理。这算不算一种“有益”呢？我觉得算。
每次分发册子，总爱看学生们拿到手的样子。有的迫不及待翻开，有的小心翼翼地抚平边角。想象着他们读到某个熟悉的地名、某种古老的习俗时，眼里会不会亮一下？就像看到自家老屋墙上爬着的藤蔓，虽不起眼，却是实实在在的根。这油印机“咔哒咔哒”的声音，仿佛就是把这些关于“我从哪里来”的种子，一粒粒播进他们心田的声音。
其实啊，书的好坏，哪能全看装帧和印数？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在不在。这些油印册子，也许很快就被收进抽屉，蒙上灰尘，甚至不知所踪。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就像春风吹过，你看不见风的形状，却能看见满树的新芽。这些文字，或许就是那阵无声的春风，悄悄地在孩子们心里，催开了一点点对脚下土地的眷恋，对过往时光的好奇。
这大概就是当老师的一点痴念吧。守着一方小小的书桌，守着一台老旧的油印机，把那些未必惊天动地，却带着泥土气息和人间烟火的方块字，认认真真地刻进纸页里，再郑重地交到孩子们手上。至于它能走多远，能留下多少印记，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只要知道，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曾有那么一点微光，曾照亮过一个少年好奇的眼睛，或者在他心里，轻轻拂过一丝关于“根”的念头，那就够了。
这油印册子，终究是要“速朽”的。可那点用心，那点想为文化传承尽点力的笨拙心意，若能像种子一样，在年轻的心田里扎下根，静待时机，说不定哪天，就能长成一片绿荫呢。这，大概就是我守着这份“速朽”的乐趣和意义吧。
读 2023.4《北京纪事》叶圣陶《读书的百万理由》
鸳鸯池去逛逛
竹溪人素爱出游，尤以周末为盛。若从武陵古镇东门出发，北行一段后转入洛河，再沿河西行，便能抵达一处承载古今变迁的去处——昔日的鸳鸯池，如今的鸳鸯湖。
古镇周边古迹颇丰，东门外立着泰山庙，洛河畔则有泰神庙。两庙同祀“泰神”，却身份迥异：泰山庙为官修正祀，属正统礼制认可的庙宇；泰神庙则是洛河民众私建，虽未入官方祀典，却也得到默许，成为乡土信仰的寄托。这种“官民并行”的信仰格局，恰是竹溪地域文化的生动注脚。
沿洛河继续深入，曾依次经过邹家大院、麻河塘、徐家大院、荆竹园等聚落。如今，这片区域已整体融入鸳鸯湖的水域之中。其中，徐家大院的旧事最是特别：院内原有一对池塘，一池水清、一池水浊，清浊相依，故得名“鸳鸯池”。
岁月流转，徐家大院迁址东移，原本的东西二麻河被拓宽扩建，筑成一座水库——这便是如今的鸳鸯湖。湖水加深、水面延展，不仅成了县东居民的重要饮用水源，更将昔日古村的故事揽入怀中。至于水库下游的河道，因两岸遍植牡丹，悄然改了名，从“洛河”成了“洛阳河”，倒也应了“花开时节动京城”的雅意。
鸳鸯湖水库的建成，是实打实的民生工程。它不仅解决了县东居民的饮水难题，更以开阔的水面、秀美的风光，成了当地人休闲的新去处。从旧日“鸳鸯池”的双池清浊，到今日“鸳鸯湖”的浩渺烟波，变的是水域形态，不变的是这片土地对“水”的珍视——无论是古人的风水巧思，还是今人的治水智慧，皆因这一汪清水，与民生福祉紧紧相连。
一湖映古今，山水话变迁。武陵古镇旁的这条路径，串起的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竹溪人对家园的深情与守护。
阿房宫赋：杜牧的“戏说”为何成了千古绝唱？
提起阿房宫，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多半是杜牧笔下那遮天蔽日的巍峨宫殿，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极致奢华，更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末日悲歌。然而，历史的真相却给这场华丽的想象泼了一盆冷水——这座传说中的宫殿，压根儿就没建完！它只是个夯土台基，坐落在湿软的沼泽地里，面积不过五十多万平方米（相当于半个故宫大小），离“覆压三百余里”差了十万八千里。至于那场著名的“火烧阿房宫”，更是张冠李戴，项羽烧的是咸阳宫。
那么问题来了：杜牧明知（或至少该知道）真相如此，为何还要在《阿房宫赋》里写得如此天花乱坠？这算不算“虚构历史”？他是不是跑偏了？
真相不重要，警世才要紧
要理解杜牧，得回到他写作的那个年代。唐朝宝历年间，年轻的皇帝唐敬宗沉迷玩乐，大兴土木修宫室，劳民伤财。杜牧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需要一根棍子，狠狠敲打一下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君主。这根棍子，就是秦朝的阿房宫。
秦朝是怎么亡的？杜牧的答案直指核心：骄奢亡国！ 阿房宫，就是秦始皇穷奢极欲、耗尽民力的象征。所以，杜牧根本不在乎阿房宫实际建成了几分之一。他要做的，是把这个象征放大到极致——“蜀山兀，阿房出”，砍光蜀山的树也要把它造出来；“隔离天日”，它的宏伟遮蔽了太阳的光芒。他要让读者感受到那种极致的、令人窒息的奢靡，从而深刻理解：这样的王朝，离灭亡还有多远？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惊心动魄的毁灭场景，与其说是还原历史，不如说是一种艺术化的必然结局预言。杜牧要告诉世人：无论多么辉煌的宫殿，只要建立在百姓的血泪和白骨之上，终将被烈火吞噬，化为焦土。这火焰，既是项羽点燃的，更是秦朝自己招来的。
文学的魔力：夸张成就了永恒
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看，《阿房宫赋》无疑是一部“魔改”历史的大片。那些“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的生动排比，那些“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细节描绘，都带着浓厚的文学想象色彩。它不符合工程图纸，也不遵循考古地层学。
但恰恰是这种极致的夸张和艺术渲染，赋予了这篇赋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果杜牧老老实实写：“阿房宫遗址是个大土堆，没完工，也没被烧”，那还有什么警示效果可言？还能流传千古吗？文学的价值，有时恰恰在于它超越现实的翅膀。杜牧用一支生花妙笔，把一座未完成的废墟，塑造成了华夏文明史上最著名的“奢靡亡国”图腾。他成功地把一个具体的建筑遗址，升华为一个关于权力、欲望与毁灭的宏大寓言。
影响：一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就够了
《阿房宫赋》最大的历史影响，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它最核心的那几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早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警世格言。它像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照见历代统治者的通病，提醒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铁律。
它塑造了我们对阿房宫的文化记忆。如今提到阿房宫，谁还会去纠结那54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我们记住的，是杜牧笔下那个气象万千、最终灰飞烟灭的传奇，以及它背后沉甸甸的历史教训。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重塑甚至创造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结语：何必苛责“戏说”？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杜牧这样写，对吗？值吗？
站在追求绝对历史真实的立场，他的确“失真”了。但站在文学与思想的高度，他的选择无比正确且高明。他深知，比起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建筑尺寸，那个关于“奢靡必亡”的古老真理，才是更需要被听见、被铭记的声音。他用浪漫主义的狂想，包裹着冷峻的现实主义内核，成就了一篇不朽的警世雄文。
与其说他在写阿房宫，不如说他是在借阿房宫的“壳”，装下一个关于人性弱点与历史规律的“核”。《阿房宫赋》的伟大，正在于它用最美的文字，讲了一个最残酷也最必要的道理。这道理，从秦朝说到唐朝，从古代说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这，就够了。
读2025.12.23《光明日报》9版《阿房宫遗址……》
消杀
书房里的两种灯
深夜的书房总亮着两盏灯。一盏在老榆木书桌后，灯罩蒙着层薄灰，照见摊开的《百年孤独》和半杯凉透的茶——那是作家的灯，光晕里浮着马尔克斯的魔幻、托尔斯泰的厚重，像口深井，总往外冒些“为什么活着”的闷响。另一盏在隔壁的折叠桌上，荧光屏蓝幽幽的，照着Excel表格里的KPI和待写的品牌文案——那是写手的灯，光里飘着“甲方爸爸要的热点”“阅读量破万的套路”，像台永动机，转着“如何高效交付”的齿轮。
常有人问：“作家和写手，不都是拿笔写字？”可握笔的手知道，指腹下的触感差远了。
作家的笔是“扎进肉里的针”。他写母亲的白发，会想起去年冬天陪床时，她偷偷拔掉输液管的手——指甲盖泛着青，像片枯了的荷叶；写童年的槐花香，能嗅到老院墙根的青苔味，混着隔壁王奶奶晒的霉干菜气息。这些字不是“写”出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每一笔都带着体温，像春雪落在手背上，凉得人心里发颤。
写手的笔是“织锦的梭子”。他要追热点，就把“淄博烧烤”的热闹、“村BA”的烟火揉进故事；要蹭情绪，就把“内卷焦虑”“中年危机”熬成一锅浓汤。他的字像超市货架上的速食面，包装精美，调料齐全，开水一冲就能吃，但吃完了，碗底剩不下半点余温。上个月帮广告公司写母婴文案，甲方要“温暖治愈”，我翻遍小红书找“妈妈抱娃看夕阳”的照片，套上“岁月漫长，有你刚好”的模板——交稿时客户说“不够戳心”，我又加了句“她的睫毛上还沾着奶渍，像星星落进了眼里”。后来才知道，那句话是我五岁女儿趴在我肩头吃奶时，我偷偷记下的。你看，连写手都免不了被生活“偷袭”，只是他的笔太忙，来不及把这些碎片酿成酒。
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也像两条岔路。作家被供在“人类精神导师”的神龛上，人们盼着他写出“震撼灵魂的真相”，骂他“江郎才尽”时，总觉得亏欠了文学史；写手则被塞进“内容生产者”的工具箱，甲方要“10万+”，读者要“爽点密集”，他得像杂技演员抛球，同时接住流量、口碑、deadline三个滚烫的铁球。
可真要把他们分个高下，倒显得小气了。
上周参加书展，遇见位写网络小说的姑娘。她电脑里存着三十多个故事大纲，每天更新八千字，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我也想写‘真正的文学’，”她咬着奶茶吸管笑，“但弟弟的学费、妈妈的药费，都在催着我多码几个字。”她的小说里没有马尔克斯的长句，却有外卖员暴雨里摔车的细节；没有鲁迅的匕首，却有单亲妈妈在便利店打工的深夜独白。这些字或许登不上大雅之堂，却让无数和她一样的普通人，在屏幕前红了眼眶。
另一边，有位老作家正为新书失眠。他推翻了写了三年的手稿，因为“不够痛”——“我写知青返城，不能只写火车鸣笛的浪漫，得写出他把破棉袄裹紧时，摸到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写着‘娘等你回家’的纸条的温度。”他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月光，像口陈年老井，映着所有没说出口的遗憾。
忽然明白，作家和写手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他们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桠——作家往天上长，够着云端的星；写手往土里扎，护着树根的根须。前者负责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后者负责回答“我们该如何好好活着”；前者是酒，越陈越香；后者是水，解渴就行。
窗外的路灯次第亮了，我合上书房的灯。作家的灯灭了，写手的灯还亮着——或许明天，他会把今天写的育儿文案里，那句“睫毛上的奶渍”悄悄抄进自己的备忘录。谁知道呢？说不定哪天，这粒被生活埋下的种子，会在某个深夜，发芽成一首诗。
毕竟，所有认真写字的人，都是在用笔尖，和世界交换心跳啊。
读 2025.6《文学自由谈》冯积岐《闲话作家及其他》
焚书
1932年2月1日的清晨，寒气尚未散尽，几个鬼祟的身影却已贴着上海宝山路的墙根蠕动。他们衣衫褴褛，眼神却淬着毒蛇般的冷光——那是日本浪人。东方图书馆那座五层高的钢筋水泥堡垒，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待拆的纸灯笼。
八点整，火苗从门缝里舔舐而出。
烈焰如贪婪的巨兽，瞬间吞噬了这座自诩“东方第一”的知识圣殿。浓烟翻滚着升向铅灰色天空，仿佛要将整个上海的智慧都吸进地狱。我总忍不住想象那一刻：四十六万三千册典籍在火海中扭曲、尖叫，宋版书的墨香混着羊皮卷的焦臭，化作漫天飞舞的黑色雪片。那些承载过朱熹批注、王阳明手迹的脆弱纸页，此刻正蜷缩成焦黑的蝴蝶。
“烧掉几条街算什么？”事后日军司令盐泽幸一叼着烟冷笑，“这文化心脏永世不得复苏。”原来他们早算准了——当文明的记忆被抹去，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便断了。
一、纸页里的江山
涵芬楼的书架间藏着半部华夏史。推开沉重的楠木门，宋元明清的月光便倾泻而下：129种宋版书如金箔般闪烁，明代方志堆叠成青灰色的城墙，连荷兰汉学杂志都小心裹着西洋缎带。最深处那排樟木柜里，《永乐大典》残卷的绢帛纹路仍透着帝王体温。
管理员总爱说：“这些书是会呼吸的。”晨光穿过彩绘玻璃时，他能听见线装书页在低语。穿长衫的学生们埋首其中，指尖抚过顾炎武的考据；洋装学者对着拉丁文药典蹙眉沉思。这里分明是座没有围墙的大学，四十六万册藏书织成的网，兜住了整个时代的求知欲。
二、火舌下的野心
其实火焰早已潜伏。一月二十九日空袭时，**故意掠过商务印书馆屋顶，火星如毒藤般攀向毗邻的图书馆。次日清晨，浪人们踩着未冷的瓦砾闯入，打火石擦亮的瞬间，我仿佛看见他们眼底腾起的不是火苗，而是军刀出鞘的寒光。
“文化机关”——盐泽幸一在战报里刻意强调这个词。他们太懂得摧毁书籍比屠杀士兵更有效：当《资治通鉴》的竹简化作飞灰，谁还记得赵匡胤的训诫？当地方志在火中蜷曲，谁还能证明江南自古便是鱼米乡？这把火烧的不只是纸，是要把中华文明的基因链拦腰斩断！
三、灰烬中的铜锁
大火烧到日暮才歇。消防员从废墟里扒出半截青铜门环，焦黑的指纹深深烙在锁孔周围。后来有人发现，浪人临走前砸碎了所有保险柜——他们不要钱，只要确保连一本孤本都不留活口。
如今市北中学操场地下，仍能挖出琉璃瓦的碎片。某次暴雨后，有学生捡到半页《春秋左传正义》，焦黄的绢丝上“郑伯克段于鄢”六字依稀可辨。这残章飘零九十载，像枚刺进时光的针，时时提醒着：有些火能烧掉房子，却烧不毁刻在骨血里的记忆。
尾声
深秋重访旧址，银杏叶落满荒草丛生的地基。守园老人指着地砖裂缝说：“底下全是碎瓷片，当年烧化的瓷器跟瓦砾凝在一起了。”秋风掠过时，我恍惚听见万千书页在风中翻涌，那些未能逃出的文字，终是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永生。
盐泽幸一们不懂：典籍会死，但文明不死。当我们在台北故宫看见同样的宋版书，当大英图书馆展出东方图书馆旧藏，当孩子们朗读着劫后重生的《论语》——那场大火烧出的裂痕，反而成了照进历史的探照灯。
灰烬里沉默的铜锁，至今仍在等待。
读2023.4《北京纪事》润泽《涵芬楼……》
优秀的人
抄书小记
抄书的日子，像一册翻旧的日历，每一页都沾着墨痕与光阴。
最早大约是小学三年级。那时《红旗飘飘》里的英雄故事总让我热血沸腾，便把豪言壮语、水浒好汉的绰号，零零碎碎抄在烟盒内页的白纸上。用针线缝个小本子，封皮皱巴巴的，却装得下整个童年的崇拜。
1980年读中学，抄书才稍显“系统”。《西游记》的回目、《三侠五义》的人物谱，还有《连心锁》的故事片段，都曾入过我的本子。最痴迷的是《AP档案》里的侦探故事，抄过泥鳅清水煮豆腐、盐水催吐做菜的诡计，满满一本，毕业时被哪个同学顺走了，至今想来仍觉可惜——那本子里藏着的，可是少年最鲜活的好奇心。
1987年参加工作，抄书成了另一种模样。自修考试时抄教材，编地方志时抄旧志与新稿，连报刊上喜欢的文章也不放过。史铁生的《随笔十三》、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都曾在灯下一笔一画誊过。那几年攒下的白纸，堆起来竟有一尺多高，像座沉默的知识小山。
后来慢慢收了性子，只抄文史类的文字，提醒自己“专一点，少一点，细一点”。原想“每天抄书高一页”，结果总忍不住多写几页。如今倒好了，每天一页，千字左右，不多不少，刚好够让心静下来。
看书，抄书，玩书，想书。几十年来，书像位老友，陪我从烟盒本走到方格纸，从少年意气写到鬓角微霜。这笨功夫，在键盘敲字的年代或许显得迂腐，可我总觉得，亲手触过的墨痕、笔尖划过的沙沙声，才是书和人心贴得最近的距离。
书生一枚，乐此不疲。
读 2023.4《北京纪事》黄永顺《看书……》
那些被书照亮的夜晚
1985年的冬夜，郧阳农校男生宿舍的被子捂得严实，手电筒的光从被窝缝隙漏出来，像只胆小的萤火虫。我蜷在里头，鼻尖几乎贴在《便衣警察》的封皮上——那书是辗转托人借的，只许看一晚。
窗外有脚步声。先是轻的，像片叶子擦过地面，接着重了些，停在窗根儿。我慌忙关了手电，听见那人站了会儿，又慢慢走远。等动静彻底消失，才敢重新拧亮光。纸页上的字在暖黄里浮起来，主角追凶的紧张、恋人分离的怅惘，全往心里钻。直到后半夜，书终于看完，手指还攥着最后一页发烫。合上书时，天快亮了，窗外的鸟叫混着起床号，我才惊觉：假期的最后一天，竟这么过去了。
三年后在职高教书，冬天住窄屋子，一床一桌，桌上用木板搭的小书架。借到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刚翻开就被冻得一哆嗦。屋外北风刮得窗户呜呜响，我跺着脚搓手，眼睛却黏在纸上——滑铁卢的一分钟、南极探险的悲壮，那些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在寒夜里烧得人热血沸腾。洗脚时捧着书，倒热水时想着书中的句子，最后干脆拥被而坐，任风声飒飒、偶尔一两声犬吠当伴奏。三点钟合上书，指尖冻得通红，心里却滚烫。哪有什么“禁书韵味”？不过是好书遇着真心人，连寒气都成了助兴的酒。
再后来调去山旮旯的学校，读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夜里点着煤油灯，读得手不释卷，连晚自习都拿来给学生朗读。学生们围着我，听那些关于理想与坚守的故事，眼睛亮得像星星。我抄下喜欢的段落，边抄边念，纸页上落满字迹，倒像是把书里的魂儿，一点点种进了孩子们心里。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傻。为了一本书，躲被窝、熬通宵、抄抄背背，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嚼碎了咽下去。可也正是这些“傻气”，让我在最普通的日子里，摸到了精神世界的门。茨威格的细腻、海岩的热烈、朱苏进的深沉，像三盏灯，照着我往前走。
眨眼近四十年了。当年的手电筒早不知丢哪儿了，被窝里的秘密变成书架上的从容，可那些为书痴狂的夜晚，那些在字里行间流过的泪与笑，倒像老照片似的，越久越清晰。
原来最好的书，从来不是消遣。它是照进心灵的灯，是陪你熬过长夜的伴，是让你在平凡日子里，依然敢做梦的勇气。
那些被书照亮的夜晚，早成了我生命里的光。
2023.4《北京纪事》端木东舸《最痛快的读书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