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杀全面
优秀人才
气之长短
读《光明日报》（2026.2.28 文晨熹多洛肯《曹丕文气说与宋诗气本论文学观》 一文，谈曹丕“文气说”与宋人“气本论”，忽有所感。古人论文，重在一个“气”字。这气，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文章的命门。有人天生一股绵延不绝的浩然之气，宜乎长篇巨制，铺陈开来，如江河奔流，一泻千里；有人则是灵光一闪的清刚之气，只适合短章小品，电光石火，戛然而止，余味却在喉间久久不散。
钱锺书先生当年与水晶先生闲谈，话及鲁迅，有一语甚妙。他说鲁迅的小说写得极好，但只适宜写“short-winded”的文章，也就是“短气”的。连《阿Q正传》这样的名篇，在他看来都嫌太长，若加以修剪，去其枝蔓，或许会更见精神。初闻此论，不免心头一惊，继而思之，却觉深得我心。鲁迅的气，是匕首，是投枪，尖锐、迅疾、一击即中。这种气是高压缩的，密度极大，若强行拉长，那种逼人的锋芒便容易被绵密的文字稀释，反倒失了原本的张力。
这与托尔斯泰恰成对照。那位俄国巨人，胸中藏着整个帝国的黄昏与灵魂的震颤。他的气是沉重的、浩瀚的，必须用《战争与和平》那样砖头般的巨著才能承载。若是让他写短篇，恐怕就像让一头大象跳芭蕾，纵使勉强为之，也必是憋屈得很。
再往前溯，想到唐代那个著名的公案——祖咏与《望终南余雪》。那是科举考场上的事。按规矩，试帖诗须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像个严丝合缝的模具。祖咏写下“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便掷笔收手。考官看他字数不够，劝他补足，他竟倔强不从，宁可落第，也要守住这四句的完整。
这哪里是任性？这分明是对自己体内那股“气”的绝对忠诚。那一刻，他眼中的山、云、雪、城、暮寒，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气韵闭环。再多写一字，便是画蛇添足，便是断了气脉。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他落榜了，但这首诗却成了唐代应试诗的“天花板”。考场要的是合乎程式的“死气”，而祖咏给的是贯通天人的“生气”。
如此看来，所谓“文气”，终究脱不开作者本人的底子。是生活积累的厚薄，是阅历眼界的宽窄，是思考的深浅，决定了一个人吐纳的气息，究竟是长风浩荡，还是幽兰一束。
这气，无关优劣，只是天性。能在自己的气场半径里游刃有余，写出贯通之作，便已是幸事。
葱坪之约，总在山外
读2026年2月28日《光明日报》，陈熙先生一篇《地理是历史的主角之一——评「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侯扬方教授说的是丝路文明中的帕米尔高原，却像一根细针，轻轻扎破了记忆的囊袋，那些关于竹溪葱坪的旧事，便汩汩地流淌出来。
葱坪，这名字听着就带着一股凛冽的清气。它是十堰的最高处，海拔2740.2米，静卧在鄂渝陕交界的褶皱里。那里有96.2%的森林，藏着林麝与珙桐，还有那漫山遍野、古人称之为“天葱”的野葱——楼子葱、龙爪葱，粗壮的叶片在风中摇摆，仿佛在诉说一种未被驯服的野性。
于我而言，葱坪却像是一个总是约好了却又失约的老友。
五次到十八里长峡，次次都与那片“湖北最后的处女地”擦肩而过。
第一次，浩浩荡荡五车二十余人，老弱妇孺皆在。行至半途，见山路逼仄，众人面面相觑，终是罢了。那时我便想，有些高度，是不适合喧闹的。
第二次，人少，准备也足，连登山杖都备齐了。谁知天公不作美，刚入山口，雨便如注。雨中的葱坪，想必是仙气缭绕，但也注定泥泞难行，于是作罢。
第三次，又是雨。第四次，同行者无心登顶，只在山下流连。第五次，依然是五车二十余人，眼看朝阳坪就在眼前，多数人却畏难而止，只有三两人跃跃欲试，终究还是没成行。
五次往返，留下的全是“未遂”的记录。
但我知道，葱坪一直在那里。它不急，它站在2740米的高处，看云起云落，看杜鹃红了又谢，看秋叶黄了又落。山顶那数千亩的高山草甸，被天葱覆盖，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群山之巅。
陈熙的文章里说“葱坪之外”，而我却在想，葱坪之内，或许就是一种孤独的坚守。它不是那种可以一拥而上的景点，它是给少数人的奖赏。它用陡峭回应平庸，用严寒拒绝浮躁。每一次的“擦肩而过”，或许都是它在筛选真正懂它的人。
何时可登？
我想，不必问日历。当有一天，我能约上三五知己，不避风雨，不畏高寒，哪怕只是为了山顶那一口带着辛辣味的清风，我们便会出发。
那时，或许不再是为了“征服”什么，只是去赴一场迟到了五次的约会。在那十堰之巅，在满是天葱的草甸上，告诉它：我来过了，在第六次。
年画里
读姜彦文的《年画是一座宝山》（2026.3.9《光明日报》16版），纸背透出的墨香，一下子就把我拽回了那个少书缺报的年月。
那时候的春节，是闻着炮仗味儿来的，也是踩着旧报纸糊的墙裙来的。对于我们这些乡村野孩子来说，物质的饥渴尚能用窝头和咸菜敷衍，精神的饥渴却像冬日里干裂的嘴唇，盼着一点滋润。年画，便是那场及时雨，是老天爷赏给乡村儿童的“精神食粮”。
进了腊月，家里的土墙被扫得发白，那是等待披红挂彩的前奏。新贴上的年画，是全村人一年一度的“画展”。我总爱仰着头，从大门看到小门，从单幅看到双页。那时候的眼睛是贪婪的，恨不得把每一根线条都嚼碎了咽下去。
最让我着迷的，是堂屋正中那张大大的“故事画”。一张纸上，密密麻麻排布着十几幅小图，配着简练的文字，讲的无非是戏曲、电影、小说里的段子。《红灯记》的铁梅举灯，《红楼梦》的宝黛葬花，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袍带戏，都在那一尺见方的纸上轮番上演。看过的，是重温旧梦；没看过的，便对着画儿瞎琢磨——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把刀是要砍下去还是要收回来？文字与图画之间的缝隙，全靠一个孩子的想象力去填充。那哪里是纸，分明是一座连通外界的桥。
当然，还有门神。成对的秦琼敬德，一脸正气地守着家门，仿佛只要他们往那儿一站，妖魔鬼怪就不敢进门，连带着晚上睡觉都觉得格外安稳。有时候是焦赞孟良，脸谱花哨，看着就热闹。偶尔也有单身的钟馗，瞪着眼，好像要把一年的晦气都抓干净。那时候不懂什么是“民俗”，只觉得这些红脸绿袍的大汉，比村里的民兵还威风。
现在想来，那哪是几张纸啊，那是贫瘠岁月里开出的最艳丽的花。在还没被手机屏幕切割注意力的年代，我们靠着一张张年画，认忠奸、辨善恶、知兴替。
如今，高楼大厦的玻璃门上不再贴秦琼，平板电脑里的动画片比当年的年画精细百倍。可我却时常怀念那个趴在灶台边，借着昏黄灯光，对着一张模糊的年画看得津津有味的下午。
那座由姜彦文点破的“宝山”，原来我一直拥有过，只是当年身在山中，不觉其贵。
晨读《光明日报》（2026.3.4《茶，杯盏唇喉之间的文化联结》，宋时磊先生谈“茶”为中华文明标识，心头一热。文中说茶是唇喉间的文化联结，而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竹溪，茶，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文明图腾。
遥想当年，梅子贡茶以此地为源，沿着茶马古道的蹄印，不仅驮来了商贸的繁华，更浸润了鄂西北的山水灵气。如今，32万亩茶园铺展成“百里茶廊”，云雾缭绕间，采茶女的指尖起落，何尝不是千年来未曾断绝的生活诗篇？这茶，早已超越了饮品的范畴，它是我们与自然签订的契约，是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思绪顺着水系往下流淌，便到了中峰镇。若说茶是竹溪的“魂”，那彭峪沟的贡米便是竹溪的“骨”。唐中宗李显的一句赞叹，武则天的一声颔首，让这方水土的稻香萦绕了皇家案头一千三百年。中峰镇的平坝，像个温厚的怀抱，接纳了四季的风雨，产出的米粒细长透亮，冷饭不回生，自带一股山泉的清甜。在这里，种稻不仅是一门生计，更是一种“耕读传家”的农耕仪轨，是人与土地最朴素的相守。
再往深处走，便到了我所在的花桥中学。这里的文明标识，既不是物质的茶，也不是果腹的米，而是伫立在校园一角的魁星楼。楼不在高，有神则灵。我们将楼栋命名为“魁星楼”，办校刊叫《魁星楼》，不只是为了纪念一座建筑，更是为了供奉一种精神——那种“魁星点斗”、笔耕不辍的文运祈愿。每当晚自习铃声响起，教学楼灯火通明，恍若当代的“状元郎”们在星辉下苦读，这便是魁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最真切的回响。
茶香氤氲了历史，米香喂养了身体，魁星的笔锋则点亮了心智。这三者，构成了我心中竹溪文明的“三位一体”：始于舌尖的甘醇，继之以胃脘的温饱，终归于精神的求索。这，或许就是一方水土最深沉的自信吧。
茶之外，便是药
若说竹溪的文明标识，茶是当仁不让的首位。那么，第二位是什么？
我想，应当是药。
一、庙与井
同治版县志里，武陵城内的布局是有讲究的。
西门一带，三庙聚拢：门北是城隍庙、祖师庙，门南便是药王庙。
城内三井，也各有名堂——东门二井，集奎楼井与县前井；而药王庙前那一眼，唤作杏林井。
井以“杏林”为名，自是与药王息息相关。
不必赘言，单看名字，就能想见当年香火缭绕、百姓祈愿安康的场景。
二、从龙山到田野
城外三庙，也各有方位：
西门外关帝庙，南门外三官庙，东门外泰山庙；而隔河龙山上，另有一座古药王庙。
我幼时还见过那座庙。
它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庠生周毓英所建。那年，世界并不平静：
1月，大英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
3月，哈雷彗星的预言被证实，万有引力定律照亮夜空；
7月，清军平定“大小霍加”之乱，新疆归入版图，清朝疆域达到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以上。
龙山上的药王庙，就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静静俯视着武陵城。
它后来做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如今是农保局——依旧守着一方百姓的健康。
三、地名里的记忆
庙是会消失的。
1980年代以后，龙山那座药王庙渐渐不见踪影，只剩地名与老人的回忆。
城西六十里，敖家坝河西也有一座药王庙。
岁月流转，口音与记忆交错，竟被讹传为“岳王庙”。
建国后改为学校，为小学，中学，戴帽高中，复归为小学，后撤销，如今的岳王庙村，药王的影子淡了，只留在老一辈的口里。
四、从香火到书本
药王庙供奉的是孙思邈，或是其他被民间尊为“药王”的医者。
它们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医药文化的载体——承载百姓对“医者仁心”的敬仰，对平安健康的朴素祈愿。
而在今天，这份祈愿被写进了书里。
甘啟良，一位草根植物学家，用双脚丈量竹溪的山山岭岭，编出《湖北竹溪中药材资源志》。
这是全国第一部县级全彩中药资源志，也是目前唯一进入《中国中药资源大典》系列的县级志书。
三千二百九十多种药用动植物，形态、分布、部位、功效、主治，一一记录在案，并配有大量彩色照片——既是科学成果，也是给家乡的一份厚礼。
五、从一味药到一条产业链
竹溪在秦巴山脉腹地，是著名的“中国黄连之乡”。
丰溪镇一带，黄连种植面积超过四万亩，占全国产量约15%，在地面积全国第三，2014年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名录。
竹溪的葛根也不遑多让，供应量占全国市场的30%，成为全国葛根产业的重要基地。
全县中药材综合产值已达20亿元。
从庙里的香火，到山间的种植，再到书里的文字、市场上的交易，
竹溪的“药”，早已不只是祈求，而是实打实的生计与守护。
六、写在后面
药王庙或许会塌，地名或许会被误读，
但一种文化，只要还在被书写、被种植、被交易、被记住，就不会真正消失。
茶是竹溪的脸面，药是竹溪的筋骨。
一饮一养，一雅一实，这座山城的文明，便在这两者之间，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样子。
读2026.3.4《光明日报》13版宋时磊《茶，杯盏唇喉之间的文化联结》
竹溪三记·其三：山竹
俗人喜凑足三数，这里说到竹溪文明标识，已淡过茶与药，我本俗人，也说竹溪之美在乎“三”。
若问哪三样，外乡人多半会掰着指头数：那是横亘千年的楚长城，那是皇家御用的贡木楠，再不然，便是那唱腔婉转的山二黄，或是声震向坝的民歌，又或者近期名声鹊起的沃思水。这些名头，响亮，体面，拿出去都能换得几声喝彩，也都是实打实拿了各级表彰的“硬通货”。
可我偏不想说这些。
我想说的这第三样，太寻常了，寻常到它在竹溪人的日子里，像空气一样存在，以至于大家常常忘了它的名字。它，就是山竹。
竹溪县这个名号，其实来得直白又浪漫。明成化十二年，朝廷析地建县，因为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河岸两边长满了竹子，就叫了“竹溪”。再往前倒，西汉时这儿叫武陵，梁朝叫新丰，北周叫孔阳……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竹”与“溪”的本真里。你看，连县名的源头，都是这漫山遍野的翠色。
古人李标，这位清代的知县，大概是懂竹溪的。他在城西修了个“醒竹草堂”，不尚奢华，唯以竹为材，四周环植翠竹。他日日在此讲学，想用竹子的清气，去“唤醒”一方蒙昧。竹溪人骨子里是有股竹气的——虚心而有节，坚韧而不折。李标想唤醒的，或许正是这种藏在日常里的品格。
这品格里，有时也藏着诡谲的传说。塔二湾那个“竹人竹马”的故事，听起来像个荒诞的噩梦。据说当年有地理先生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让儿子百日不出，欲求帝王之业。谁知功亏一篑，一夜之间，屋后竹林自爆，十万根竹子炸裂，里面的竹人竹马尽数气绝。后来尉迟敬德来了，修了七层宝塔镇住地气。这故事真假难辨，却给竹溪的竹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你看，西北不远有荆竹园，再往西北百五十五里有竹叶关，连地名都在呼应着这场古老的“竹之变”。
还有那双竹园村，因竹子分叉生长而得名；双竹林场，也因一棵分叉的竹子和一个“打开石门”的传说而得名。在竹溪，竹子从来不只是植物学上的概念。
如今的竹溪人，依然“食有肉，居有竹”。只不过，现在的“竹”不再只是编几个箩筐、做几张竹床那么简单。他们借着国家“以竹代塑”的东风，把竹子吃干榨尽——竹沥水、竹纤维餐具、竹粉基生物降解材料，甚至搞出了竹质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从前，竹子长在溪边，是风景，是生计；如今，竹子进了工厂，变成了高科技，变成了钱袋子。
所以，若真要凑齐竹溪文明的三个标识，除了那些厚重的历史遗迹，我想把最后一个位置，留给这看似柔弱、实则刚劲的山竹。它从《醒竹草堂记》里走出来，穿过塔二湾的传说，最终站在了现代化产业园的流水线上。
这，才是活着的历史。
读2026.3.4《光明日报》13版宋时磊《茶，杯盏唇喉之间的文化联结》
书林无复旧时风
——读〈审稿之道〉偶感
三月五日的《光明日报》（2026.3.5《光明日报》15版秦雅婕《审稿之道与书林追忆》）摊开在膝头，油墨气尚存。秦雅婕女士一文，引周振甫先生之言，如一枚石子投进心湖，涟漪层层，搅动了我这许多年的隐痛。
“从版本、校勘、审读加工、定本到学术评价、学术史演变，都包含在内，少一项便无法完成编辑工作。”
这话，说得沉，也说得满。沉的是分量，满的是门槛。在这一连串动词的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如周振甫先生般的身影——那不是一个伏案校对的影子，而是一个手持如椽大笔，与作者并肩立于学术山巅的巨人。
我不禁掩卷长叹：如今之世，还有这样的“编辑”吗？
翻检当下的出版江湖，满目皆是“统合文字者”。他们勤勉，他们细致，他们熟练地运用着各种排版软件，精准地捕捉着每一个错别字，甚至连标点符号的半角全角都一丝不苟。他们是优秀的“文字清洁工”，却鲜少是作品的“助产士”。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作为拒绝深度介入的挡箭牌——“文责自负”。
这四个字，如今听来，竟有些冷冰冰的傲慢。仿佛编辑与作者之间，隔着一堵透明的墙，墙这边是作者的全权负责，墙那边是编辑的机械加工。一旦出了问题，一句“文责自负”便可轻轻巧巧地将干系撇得一干二净。
然而，真正的编辑之道，又何曾是如此明哲保身？
回想周振甫先生当年，面对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面对杨绛先生的译作，他所做的，岂止是“统合文字”？那是补阙拾遗，是厘清脉络，是在作者的思维迷宫中点亮一盏盏路灯。好的编辑，应当是比作者更冷静的旁观者，比读者更热忱的引路人。脱离了学术研究的编辑，终究只是在文字的表皮上搔痒，而无法触及其筋骨与血肉。
现在的编辑，或许仍被称为“编辑”，但在很多时候，他们更像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流水线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我们有了太多的“术”——排版之术、营销之术、流量之术，却唯独少了那一点贯通古今的“道”。
所谓“好编辑”，不应仅是文字的“把关人”，更应是文化的“守夜人”。要有情怀以抵御铜臭，要有学养以识珠玉，要有如炬目光以辨优劣。
夜深人静，摩挲着报纸，心中唯有怅然。周振甫先生那个时代，或许真的如夕阳一般，绚烂过，便落下了。只愿在这喧嚣的尘世中，还能偶尔读到几本带着编辑体温、而非仅仅带着印刷厂油墨味的书。
是为记。
梁子上的风，吹过一百二十年
在武陵城的西南角，有一道并不算巍峨的山梁，叫郭家梁子。
地名总是诚实的。因为有了郭姓人家在此聚族而居，这道沉默的梁岗便有了姓氏，也有了烟火气。如今，这里更多时候出现在人们口中的，是草莓园和花圃，是乡村振兴的蓝图，但在那些新砌的砖墙与硬化的通组路旁，依然固执地伫立着一座老宅——郭氏宗祠。
它太老了。老到砖缝里的苔藓都记不清光绪三十二年的风雪。
那一年是1906年，清朝的黄昏。工匠们放下最后一片瓦，为这座坐南朝北的四合院挂上了“郭宗祠”的匾额。一百二十年倏忽而过，前厅的双柱牌楼式门楼依旧挺立，后堂的六抹头槅扇门在开合间吱呀作响。硬山顶、抬梁式构架，这些冰冷的营造法式背后，藏着的其实是无数个夜晚里，郭家祖先对着北方故土的一声叹息。他们或许是从江西迁徙而来的游子，带着中原的礼法与宗族的梦，在这鄂陕交界的山坳里，用木头和石头为自己安了一个精神的家。
走在祠堂里，你会觉得时间是有质感的。断瓦残垣诉说着颓败，但那精巧的榫卯又告诉你曾经的辉煌。如今，它已是县级文保单位，像一位退休的老先生，虽然步履蹒跚，却依然穿着整洁的长衫，守望着身后的子孙。
说到子孙，郭家梁子从不缺传奇。
比如那位名叫郭国全的老人。他没有去远方闯荡，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山里的枯木。在他的刻刀下，那些被风雨扭曲、被雷电劈断的树根，不再是废弃的柴火，而是重获新生的精灵。这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就像这片土地本身，贫瘠的土壤里也能长出甜美的草莓。他的根雕，是木头的前世今生，也是郭家人的性格写照——顺势而为，却又坚韧不拔。
再比如郭隆杰，数十年前，年近八旬的武者。在连打架都被手机游戏取代的年代，很难想象村里曾有一位身怀绝技的少林传人。传说他的先祖为了生计流落至此，却用一套“板凳拳”震慑了盗匪。板凳本是吃饭的家伙，在他手里却成了防身的利器。这很中国，也很草根。郭隆杰老人获奖无数，但他最大的成就或许不是奖牌，而是在这片土地上，让年轻的后生们知道，除了低头看手机，还可以抬头练拳脚，感受筋骨舒展的力量。
如今的郭家梁子，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蜕变。
灌沟河的路拓宽了，武陵不夜城的停车场建起来了，茶园里采茶女的歌声伴着游客的嬉笑。这是时代的洪流，不可逆转。但幸好，我们还有郭氏宗祠这样的锚点，还有郭国全的根雕、郭隆杰的拳法这样的注脚。
它们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发展的速度固然重要，但文化的厚度同样不能缺席。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郭家梁子的山脊上。一边是现代的温室大棚，一边是百年的青砖灰瓦。风从梁子上吹过，拂过草莓花，也吹动着宗祠门前的旧旗幡。
新旧之间，这座村庄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