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上的龙
车过白沙道班时，那对水泥龙突然撞进视野。
它们盘踞在路边人家的屋顶正脊上，一左一右，鳞甲是用黑漆粗略刷出来的，龙爪却捏得用力，各自擒住一颗掉漆的玻璃珠。青灰色的瓦屋顶被晒得发白，这两条突兀的龙，倒像是从大巴山的雾里直接窜到了人间的屋檐上。
对面就是白沙河。这条发源于花园岭、终于三星寨的十一公里小河，如今是“河长制”名单上的重点。河岸新栽的柳树刚抽芽，公示牌上的红字写着“河畅、水清”，水确实清，清得能看见河湾里那枚被当地人称为“珠”的圆形沙洲——阴湾口的“二龙戏珠”，原来不止在屋顶，山河早就是现成的活局。
我忽然觉得，这对屋顶的龙比任何风水理论都真实。它们不是《营造法式》里的官式吻兽，没有蹲兽的排场，倒像两个粗粝的愿望：一条盯着河里的沙洲，一条望着山后的矿场，玻璃珠子在阳光下晃荡，既镇不住洪水，也挡不住开山炮，却固执地替主人守着一份朴素的算计——要青山，也要金山；要河水清，也要荷包满。
从“寥寥无几”到“遍地镜片”
——一位教育者的四十年视力观察
翻到2026年2月《教师博览》（文摘版）里黄泽敏先生那篇《电子屏引祸，低龄近视突出》，心头一紧，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逆流而上，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课堂。
那时候，教室里几乎是一块“眼镜荒地”。偶尔有一副，不是玻璃瓶底般的厚重，便是家境尚可的象征。记得那时一副眼镜不过几块钱，却抵得上半个学期的学费，贫穷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许多孩子的视力缺陷挡在了“可望不可即”的门外。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走过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当我们这些当年的学子如今回望，惊奇地发现：即便没有眼镜的加持，我们那一代人的视力，竟大多硬朗得很。
三十年前，我执鞭于乡村学校。讲台之下，依旧少见镜片的反光。偶有几位近视的同事，也是凤毛麟角。后来偶尔聚首当年的学生，岁月洗去了青涩，添了几分知性与文雅，鼻梁上架着的，自然也都是些精巧的近视镜——是真的近视，而非附庸风雅的装饰。
转折似乎发生在不经意间。二十多年前，我在丹江口市继续教育网站驻站。一次外出监考，无意间瞥见某考室学生的视力统计表，那一串被置顶加黑的数据，像一根刺扎进眼里。自此，我便养成了一种近乎偏执的习惯：每逢考试，必留意这份数据。这一留意，便是二十余年未曾停歇。
曲线是陡峭的。数字是喧嚣的。总体向上，年年攀升；年级越高，斜率越陡。这不是某个孩子的悲剧，而是一代人的集体困境。
及至数年前那场漫长的封控，家中网课，“停课不停学”变成了“屏幕连轴转”。数据呈指数级爆发，如同山洪决堤。原因究竟何在？是学习压力让人手不释卷？是电子屏成了罪魁祸首？是校园里的奔跑嬉戏被压缩？还是回家后的孩子，再也无暇去亲近山川草木、沐浴自然天光？
我想，答案大抵是“合谋”。电子屏或许只是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而背后呼啸而起的飓风，是我们对分数的狂热追逐，是对户外时间的无情剥夺，是将孩子们的眼睛囚禁在方寸屏幕与题海中的集体无意识。
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越来越多的“小眼镜”，作为一名也曾被迫在学历晋升路上不断透支视力的过来人，我时常陷入沉思：当我们终于把孩子们送进了理想的大学，却发现他们早已看不清星空的颜色，这究竟是教育的成功，还是时代的遗憾？
2026年4月6日 于晨光初照时
我们终于活成了经验的骑手，却弄丢了马
读蔡朝阳《比讲课更重要的事》（2026.2《教师博览》）像被人从喧闹的教研群里猛然拽了出来，按在走廊的栏杆上，强迫我看向数十年前的自己。
那时我们年轻，心里没有那么多“主义"。不会什么高超的沟通艺术，甚至搞不定几个刺头学生。但我们有一腔近乎莽撞的爱——对那个站在讲台上汗涔涔的自己，对那一双双还没被分数驯化的眼睛，对书本里那些滚烫的字句。
学生记得的是什么？
不是那节拿了奖的公开课，不是那张满分的试卷，甚至不是那次严厉的训斥。
而是操场边一次漫无目的的谈话，是放学路上并肩走过的一段泥泞，是课堂上讲到某个段落时，师生之间那一次与课本无关的会心一笑。
后来呢？
后来我们长大了，考了一堆证，学了一堆法，掌握了无数个"很需要"的技能。
我们的教育变得很艺术、很圆通、很顺溜。
就像一辆装了涡轮增压的跑车，在名为"升学率"的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是经验驾驭了我们，而不是我们驾驭了经验。
我们熟练地抛出各种教学模型，精准地计算着提分空间，周到地平衡着家校关系。
我们拥有了家长和社会"很需要"的一切，唯独在夜深人静时，发现好像丢掉了最原始的那一点笨拙的真诚。
课堂还在，课本还在，成绩还在，进步也在。
但那个曾经会在课后偷偷给学生塞一颗糖，会因为学生的一句话而感动半天的"我"，去哪儿了呢？
或许，比讲课更重要的，不是那些高大上的理念。
而是在这精密运转的教育机器里，我们是否还能偶尔停下来，找回那个只会用爱，不会用技巧的年轻的自己。
哪怕只有一瞬间。
山月不知心底事
读2026年2月《教师博览》里张锌妍老师的《童年的心头月》时，窗外大概也没有月亮，但我却莫名被拽进了一片清辉里。
正愣神间，脑子里忽然跳出来两句旧诗：
“山月不知心底事，水风空落眼前花。”
这是温庭筠的《梦江南》。年少时读，只觉得音韵好听，像在喃喃自语；如今人到中年，再看“童年的心头月”，才惊觉这哪里是古人的词，分明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此刻——
那枚挂在童年夜空上的月亮，依旧亮着，清清冷冷，沉默不语。
它照过我们放学路上的影子，照过老屋檐下的蛛网，也照过我们第一次失眠的夜晚。
可它从不过问我们后来经历了什么：
没问过我们在成人世界里如何低头，
没问过我们在深夜里如何吞咽委屈，
也没问过，我们为何在某个瞬间，会突然怀念一碗凉掉的绿豆汤。
山月不知心底事。
它只是悬在那里，像一枚被遗忘的邮票，贴在时间的信封上，寄不出，也收不到。
而“水风空落眼前花”，就像是我们那些年小心翼翼收藏的欢喜：
一颗玻璃弹珠、一张包书皮、一句老师随口的夸奖……
当时看得比命还重，如今却在岁月的风里，悄无声息地落了一地。
没有观众，没有掌声，甚至连一声叹息都显得多余。
张老师说那是“童年的心头月”，我想，这月亮大约从来不只属于童年。
它更像是我们心口的一块疤、一束光——
白天看不见，一到夜深，就隐隐发亮。
于是忍不住想问一句：
那枚曾照过你童年的月亮，现在还在吗？
你又有多少心底事，至今仍不敢说给月亮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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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不只在溪边
读潇雨《一道门与一座湖》（2026.3《散文》），总觉着那扇门后、那座湖畔，藏着一整个中国的山水魂魄。恰好案头有几份关于“竹溪”的考据，便忍不住想，这竹溪二字，到底是从哪一道溪水里濯洗出来的？
世人皆道竹溪因河得名。明成化十二年，都御史原杰踏遍荆襄乱局，为数十万流民划地安家。抬眼望，见城边一水蜿蜒，两岸修篁蔽日，便随手拈来“竹溪”二字作了县名。这说法平实、妥帖，像极了原杰那“附籍安民”的政策，不尚空谈，落地生根。六百年来，河水汤汤，竹林寂寂，这名字确实成了这片土地的生态注脚。
可我心里总犯嘀咕：难道仅仅是因为几竿翠竹、一条溪水，就能让这个名字穿越千年，至今读来仍觉清气袭人？
翻翻故纸堆，才发现竹溪的骨头，其实早就埋在了西汉的“武陵县”里。
那是公元前202年，汉高祖设县，名曰“武陵”。多妙的名字啊——“武”有威仪，“陵”有高远。后来陶渊明写下《桃花源记》，让“武陵人”成了所有中国人心中避世的图腾。谁能想到，那位误入桃花源的渔夫，他的老家，或许就在今日竹溪的某处断壁残垣旁？原杰在定名时，未必没想起那个古老的“武陵”。他用一个更清丽的“竹溪”，悄悄接续了那场跨越千年的“桃源梦”。
更有意思的是，这“竹溪”二字，竟还是一条横跨时空的文化暗线。
盛唐时，李白在山东徂徕山，与孔巢父等五人结社，纵酒狂歌，号称“竹溪六逸”。那里的竹溪，是诗酒风流的符号；而在湖北公安，清末秀才王才俊给儿子取名“治淇”，字“竹溪”，典出《诗经》“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寄托的是对君子如竹般挺拔内敛的期许。
你看，一个是地理上的溪，一个是典故里的溪，一个是人名中的溪。它们在不同的经纬线上各自流淌，却在“竹溪”这个地名上交汇了。
原杰或许不懂量子力学，但他一定懂人心。他深知流民需要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顿。于是他选了一个既有生态实感（竹、溪），又有历史纵深（武陵遗韵），甚至还暗合了当时文人雅士精神追求（六逸之风）的名字。
所以，当我再读“一道门与一座湖”时，我看到的不再仅仅是风景。那道门，或许是隔绝尘嚣的“桃花源”入口；那座湖，则倒映着王竹溪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勤实诚正”的身影。
竹溪之所以叫竹溪，不只因为竹子长在溪边，更因为在这个名字里，长满了中国人赖以栖居的文化竹林。那竹林深处，有避世的梦，有安民的策，也有君子之风，千载之下，依然苍翠。
消毒
马家菜园子的背影
读2025年2月《万松浦》上刘致福先生的《村庄的背影》，心便再也静不下来。纸页间的墨香，竟与记忆中武陵城南马家菜园子的泥土气悄然重叠，引我跌进那片早已消逝的故园。
那里曾是我们马家的天下。明末清初，先祖马良玉率族人来此，以种菜为业，供养着整座县城的“绿意生机”。坊间流传着先祖培育本地四大名菜之一——“马家白菜”的故事，这故事入了县1980年代第一本民间传说故事集，更进了国家级民间故事集，算是为我们这一脉在历史的扉页上，留下了一个清脆的注脚。
我的老院子，人称“北大院”。它像个敞口的簸箕，口朝北，正对着县城的方向。我常幼稚地想：簸箕日日簸出沙土石子，莫非都落进了县治河？院子的西北与东南各踞一口深井，乃菜园“四大井”之二。这格局，注定了它是这一片的核心。事实也是如此，菜园子五个生产队，我们居三队，不是中心，谁是中心？
院心的那株木瓜树，曾是全村的钟摆。树下卧着硕大的石碓窝，厚重如山，方圆十里的人挑着箩筐来此舂米、捣面、研花椒与辣椒。而西南墙角那架悬着磨拐的石磨，更是十里八乡的“CBD”。磨盘转动，磨碎了金黄的玉米、雪白的小麦、圆滚滚的豆子。最多的，还是磨黄豆做豆腐，或是将糯米化浆晒粉，制成元宵汤圆。竹溪人马家菜园子的豆腐绝美，汤圆远近闻名，那滋味，全系于这盘沉默的石磨之上。
西南拐角的老屋墙根，字迹已漫漶不清，唯“金硢满堂、耕读传家”几字，在夕阳下偶尔泛出温润的光。那是祖辈的期许，也是我们童年的底色。
而今，这一切都成了“背影”。
老屋没了，菜地没了，水井被填平了，连那株木瓜树和那盘磨也不知所踪。昔日的马家菜园子，已长成新城的中心，高楼如笋，街道如织。行人在斑马线上如游鱼穿梭，车流喧嚣嘈嘈切切，错杂弹着一支名为“现代”的曲子。
我站在2026年的街头，听着城市的噪音，却分明听见了石磨转动的吱呀声。那声音从《万松浦》的字缝里漏出来，告诉我：有些东西，虽然地名改了、地貌变了，但它曾真实地喂养过一个县城，也喂养过我的灵魂。
——以此小文，遥寄武陵城南那片消失的菜地与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