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校长们都是理工科
读到西川那篇《诗学研究任重道远》（2025.2《万松浦》），目光一下子被那个数据钉住了：北师大校长说，如今中国综合性大学的校长，95%是理工科出身。
九成五。近乎绝对的压倒性。
这让我想一串名单——郑桐荪、李四光、竺可桢、苏步青……那一辈的“理工男”，放在今天大概要被划入“硬核理科”的范畴，但他们身上的“文科味儿”却浓得化不开。郑桐荪注宋词，李四光拉小提琴写《行路难》，苏步青十三岁就能吟出意境高远的旧体诗。那时候的“理”，从来不是干巴巴的公式，而是和风雅、史笔、哲思长在一起的。他们是用“理”去格物，用“文”去安身。
再看现在。当“理工科思维”几乎垄断了最高学府的话语权，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或许不是失去了知识本身——毕竟现在谁都能上网查资料。我们失去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软视角”。
理工科思维长于拆解，长于建立模型，长于找唯一的最优解。它像一把无比锋利的手术刀，精准、高效，但也可能冰冷。而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复杂的、混沌的、充满歧义的“生命现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甚至不需要“最优解”，而需要理解、共情、叙事和批判。
当校长们习惯了用“KPI”来衡量一切，用“工程思维”来规划校园，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诗意、审美、对虚无的沉思、对价值的追问——会不会就被悄悄挤出了议程？
现在的中小学校长，文科出身的还相对多一些。这或许因为基础教育离“人”更近，离“心灵”更近。而越往上走，越追求“宏大叙事”和“科研硬指标”，文科的那种“无用之用”，就越显得不合时宜。
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当AI伦理、基因编辑、算法偏见成为时代最棘手的问题时，我们发现，最难解的从来不是技术bug，而是“人”的困境。这时候，如果掌舵的人只懂逻辑，不懂悲悯；只会建模，不会叙事，那艘大船驶向的，会不会是一个虽然高效却毫无温度的荒原？
西川说“诗学研究任重道远”，其实何止是诗学。在这个理工科校长占据绝对主流的时代，我们或许更该追问的是：那些被精密逻辑掩盖的沉默地带，谁来负责照亮？
毕竟，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林立，也不在于论文堆砌，而在于它能否容得下一个徘徊在月光下、为“无用”之美而驻足的灵魂。
而这，可能正是老一辈理工大家留给今天我们最奢侈的遗产。
上班了
消毒了吧
λ户
今日入户及联系电话，2点至5点，未接呀
赞美的两副面孔
读朱鸿先生谈张贤亮的那篇文章（2026.1《文学自由谈》朱鸿《张贤亮，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救赎的力量》），目光落在“他赞叹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到底是钱钟书式的一种表扬，还是由衷地钦佩？”这句上时，心里像被细针轻轻刺了一下。这哪里是在问张贤亮，分明是在剖开所有文学评价的腹脏，看看里面装的是冷冰冰的解剖刀，还是滚烫的血与肉。
所谓“钱钟书式的表扬”，我们太熟悉了。那是站在云端之上的俯瞰。钱先生博闻强记，眼高于顶，他的赞美是吝啬的，也是金贵的。一旦从他嘴里吐出一个“好”字，那便意味着这部作品在艺术的金字塔上，确实凿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格。他对王令的“天才第一”，对黄庭坚的“宋诗最高峰”，都不是随口的应酬，而是经过无数典籍比对后盖下的钢印。这是一种智性的裁决，不带体温，却重若千钧。受此表扬者，荣光加身，但也仅仅是在文学史的族谱上，被钱钟书用红笔圈了一个名字而已。
而“由衷地钦佩”，则是另一回事了。它没有那么精确的坐标，却有着潮湿的呼吸。钦佩，是因为看见了另一个人在泥泞里跋涉的身影，看见了他在命运的围墙上撞出的血痕，看见了他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精神却长得如此茂盛。这种情感，是同类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凡人对凡人史诗般的致敬。
把这两者放在天平两端，再去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竟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如果是“钱钟书式的表扬”，那审视的目光必然是挑剔的。他会看《平凡的世界》里路遥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会觉得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带着某种历史的沉重惯性，或许还会微微蹙眉于贾平凹文字里时而漫漶的神秘主义。在这种视角下，赞美是艰难的，因为它必须完美。
但如果是“由衷地钦佩”，一切就都不同了。我们钦佩路遥，是钦佩那个在窑洞里用青春和生命做燃料，硬是把一部小说烧成太阳的苦行僧；我们钦佩陈忠实，是钦佩那个在白鹿原的田埂上蹲了一辈子，发誓要给自己死后垫一副“桑木薄板”也要写出大书的关中老汉；我们钦佩贾平凹，是钦佩他那支似乎永不枯竭的笔，如何在浮躁的世风里，固执地描摹着中国大地的褶皱与纹理。
这哪里仅仅是文学技巧的高低？这分明是生命的密度与硬度。
我想，朱鸿先生的那个问号，其实早已有了答案。对于一个真正在寻找“救赎”力量的作家来说，面对路遥他们，恐怕很难仅仅停留在“钱钟书式的表扬”上。因为钱钟书的赞美是给“书”的，而路遥他们的存在，是给“人”的。
在这个意义上，张贤亮也好，朱鸿也好，甚至是我们每一个读者，在面对这些从黄土地上站起来的巨人时，最先涌起的，必然是一种混杂着酸楚与敬意的——钦佩。毕竟，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懂得另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了写出几行字，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那种代价，不是学术批评能丈量尽的。
关于张贤亮，以及那个年代的文学野心
读罢朱鸿先生谈张贤亮的文章（2026.1《文学自由谈》朱鸿《张贤亮，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救赎的力量》）心里像被投了一颗小石子，涟漪久久不散。
忽然就想起一个问题：什么是“够得着”的文学，什么是“够不着”的文学？
张贤亮显然是后者。他的《灵与肉》《绿化树》，那种对人性的解剖，对灵与肉的撕扯，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哲学思辨。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要去迎合什么茅盾文学奖的条款吧？或者说，他的野心不在那座奖杯，而在文学史本身。茅奖有茅奖的规则，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些大家，他们是懂得在规则里跳舞的，把时代的命题、土地的厚重、人民的史诗写得淋漓尽致，于是他们拿了奖，这是实至名归，也是一种“入世”的智慧。
张贤亮不一样。他似乎一直游离在那种宏大的合唱之外，独自在西北的风沙里寻找一种“救赎的力量”。朱鸿说他“一直在寻找”，是的，他找的是一种超越政治、超越时代、直抵生命底色的力量。这样的文字，太锋利，也太超前，确实不太符合评奖所需要的那种“稳妥”和“共识”。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一个无法被归类，却也无法被忽视的坐标。
有趣的是，这样一位看似孤傲、甚至有些“狂”的作家，对陈忠实却是发自内心的敬重。这让人动容。文人相轻是常态，文人相重则是传奇。张贤亮看得出陈忠实《白鹿原》里的那股子沉雄与浑厚，那是同代人对另一种伟大写作的惺惺相惜。这种敬重，无关奖项，只关乎文学本身的重量。
朱鸿先生呢？他是那个冷静的旁观者，也是执着的建构者。他不满足于只是赞美，还要去拆解、去命名。他搞出“复调散文”，强调散文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要有争吵，有对话，有分裂，也要有和解。他又提出“恋地情结”，把散文从单纯的写景记事，拔高到了文化与生态的哲学层面。读他的评论，你会觉得文学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场严肃的精神操练。
合上书页，窗外的阳光正好。
忽然觉得，文学这片江湖，正是因为有了张贤亮这样“不合群”的独行者，有了路遥那样“拼命”的朝圣者，又有了朱鸿这样“较真”的阐释者，才显得如此气象万千，令人着迷。
我们读他们，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上的救赎。
怕被后人笑
读2026年1月《文学自由谈》，周实先生一文《我看朱正、锺叔河》，里面有一句极有劲儿的引语。朱正对周实说：“要写前人没写的，要写后人要看的。”
十个字，两句话。前半句见骨，后半句见血。
以此话为镜，照一照当下的写作者，大概能分出三类来。
绝大多数是第一类，庸常如我辈。提笔，落墨，只是写。写一点自己的感怀，发一点生活的牢骚，或是记一点转瞬即逝的心思。写完，发出去，像往水里扔一颗石子，听不见回响也无妨。我们构成写作的基层，是普罗大众的笔耕者。这没什么不好，起码我们诚实面对了自己的情绪。
再往上，是第二类，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家”。他们对这个称呼心怀敬畏，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前人未写的”——独到的思考，独特的见闻，独有的语言。他们不满足于自说自话，而是想在当下的文坛争得一席之地。这是写作人的中坚，是对自己、对读者、对文字都负起责任的一群人。
而第三类，是塔尖上那一小撮。朱正、锺叔河们，正在其中。他们的目光越过当下的喧嚣，直抵时间的深处。他们写的东西，不仅是给今人看的，更是给后人看的；他们不仅希望后人能看到，甚至隐隐害怕后人会笑话自己没写好。这种“怕”，逼出了大境界、大手笔、大气象。
我们站在第一类里，仰着头看第三类。
偶尔，第二类里会有人奋力向上攀爬，少数人或许能摸到塔尖的边；也有人在半途因为新的目标而转身离去；更多的人，则是留在原地，坚持写着。我佩服这些坚持者，哪怕他们终其一生也未曾抵达那个高度。
最让人唏嘘的，往往是这样一种境遇：极少数跋山涉水的攀登者，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却退回到第一类。不是因为体力不支，而是因为心气散了，或者环境变了，不得不把那支指向未来的笔，重新收回到只为安放自我的抽屉里。
这或许是写作最大的悲剧，但也可能是另一种英雄主义——至少，他曾经试图爬得更高一点。
补充：
2025.1封面标题，我看朱正、锺书河误，內文55页标题，我看朱正、锺叔河。
我看卢德明、刘贤荣
读2026年1月《文学自由谈》周实先生《我看朱正、锺叔河》一文，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品评人物时那种举重若轻的笔法——“三件事一些文字”。这六个字，像一把精巧的钥匙，一下子打开了评价人物的新视角。于是，我也试着仿其意，以此法看两位竹溪文友：卢德明与刘贤荣。
先看卢德明。他主要做了三件事，再加上他的一些文章。
第一件事，是主编校刊。从2009年成立晴岚文学社、创办《星河》，到2016年10月正式更名为《文笔晴岚》，这本刊物不仅是纸页的集结，更是竹溪校园文学的火种。第二件事，是致力于宣传水坪中学，其人其事，有心者自能感知其中的热忱。第三件事，是近年专注于摄影，镜头对准竹溪的山山水水，用光影为家乡立传，向外界展示这片土地的灵秀。
至于他的文章，早年多为散文随笔，沉思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望家乡生活的温情与变迁；而近年来，他更将文字融入风光摄影，诗画兼顾，情理交融，那些配图的短文，读来令人沉醉，仿佛能听见竹溪山水的呼吸。
再看刘贤荣。这位竹溪综合农场的耕耘者，同样做了三件扎实的事，再加上他的一些文稿。
第一件事，是茶叶品牌的推广与宣传。他长期致力于“习武剑茶”的品牌建设，创办《竹溪综合农场》网站和《习武剑茶》公众号，以文字为媒，讲述茶园故事，传递产地优势与传统工艺，让这一品牌走出大山，进入更广阔的市场。第二件事，是推动茶旅融合与生态文化推广。他参与打造“海棠小镇”等茶旅体验区，拍摄营盘山风光，讲述茶文化传说，组织游客体验采茶制茶，将一片叶子与一个地方的文旅未来紧紧相连。第三件事，是农业技术推广，这是本职当行，岗位行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寻一条生态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之路。
他的文章，则有未刊稿数十万言的《竹溪综合农场志》，以及数万字的《刘贤荣诗词习作小辑》。这些文字如同他种下的茶树，扎根泥土，静待知音，自有会心者在其中读出竹溪大地的厚重与生机。
附记：
此法评人，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它要求你从纷繁的头绪中，拎出最关键的“三件事”，再辅以对其文字风格的凝练概括。这不仅是对被评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负责。不知这样的写法，能否算得上周实先生所说的“三件事一些文字”的遗韵？
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