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纪年

竹林听溪

期中考试中峰考点第二天第一场
46考生近视29
七年级26近视17.男生18近视13.女生7近视6.
八年级20近视12.男生13近视6.女生7近视6

竹林听溪

期中考试中峰考点第二天第二场
笫十四考室九4教室
40考生23近视。男生22近视12.女生18近视11.

竹林听溪

月照三林

读2026.5《译林》越南阮明洲《月儿在林梢》，五个字放在眼前，耳朵先动了。

“月儿在林梢”——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先听见凤飞飞。1979 年那张唱片转起来，琼瑶的《雁儿在林梢》就跟着下来了：衔云衔不住，筑巢筑不了，月光穿过林子，喜鹊黄莺都睡了，只剩一只孤雁醒着。那是儿女情长里的一只鸟，悬在半空，哪儿也落不下去。

紧跟着，另一支调子也从记忆里浮上来，是云南边防那首军旅歌：“今夜哨所的月儿挂在林梢……”写歌的是位军嫂，采风回来，把战士尹恒的一句话原样按进了副歌——现在为祖国站岗，以后为你站岗。那是家国叙事里的一轮边月，往上挂，往远处照，一头是哨所，一头是灶台。

一个标题，两个前世。一个负责惆怅，一个负责忠诚。

然后翻开《译林》2026 年第 5 期，段函邑译笔底下——是越南。


阮明洲没让月先出来。

开篇是柴油。是桶里将燃未燃的一星火苗，是竹棚，是纸板后面那盏冒浓烟的柴油灯，照着十多张被风和日头啃过的脸。过午夜了，十几个汽车兵谁也不肯睡。溪水在近处响，林子里一对鸟急急地呜两声，又停了。

琼瑶的月是往下洒的，军歌的月是往上挂的，阮明洲的月还没升起来。他先给你泥、给你汗、给柴油呛人的那股甜腥，让一屋子男人的呼吸把竹棚撑满。月是后到的——是他们聊着聊着，才从树缝里一点一点渗下来的。

阿览就是在这样的夜里开口的。他讲那个搭车的姑娘。姐姐来信里写了好几年、他却始终没见过面的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她？炮火拦过他，地雷拦过他，山洪也拦过他，可一个二十出头的运输兵一旦认定了“那个约定”，整条胡志明小道都成了赴约的路。


说不清为什么，读着读着就回到了抗美援朝。

不是场景像。是呼吸的节奏像。

《英雄儿女》《上甘岭》那一代叙事里，爱情从不正面登场。它总是侧着身子进来——从防空壕的一道缝，从一把炒面里粘着的那点砂糖，从一封写到一半就被集结号打断的信。阮明洲笔下的越南运输兵，用的是同一副呼吸：轰炸是背景音，山路是日常课，爱情是深夜竹棚底下，一群男人像追剧一样催着战友“后来呢后来呢”的那点小声起哄。

他不写炮火的猛烈。他写炮火落下时，柴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满屋子人同时屏住的那半秒。

最杀人的一句，是书评里摘出来的：

阿月看着伤口，笑了。面部有些苍白但依然靓丽。她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像一只刚洗了澡的孔雀。

刚洗了澡的孔雀。

一个浑身淋透、脸上还挂着伤的姑娘，在二十岁出头的汽车兵眼里，不是“楚楚可怜”，不是“战地玫瑰”，不是任何一顶随便就能扣上去的崇高帽子。是孔雀。这个比喻的视角干净得让人心里一咯噔——不是怜悯，不是礼赞，是一个年轻男人被爱击中那一瞬，眼睛里真的开出来的东西。

阮明洲是越南八〇年代革新文学的先锋，写女性素来是人本的路数：不把她们供成符号，只把她们当活人。阿月这只“孔雀”，就是这种目光落下来的样子。


三个“林梢月”，得摆在一张桌子上才见得分晓。

琼瑶那轮，照孤雁，照白云，照睡不着的人——它悬着，因为巢筑不成。

边防那轮，照哨所，照后方，照一封迟迟寄到的信——它挂着，替两岸人守着同一句没说出口的话。

阮明洲这一轮，照柴油灯，照竹棚，照那只湿淋淋的孔雀——它升上来的时候，话已经讲完了，同志们快睡过去了，只剩溪水还在替他们醒着。

前两个月负责抒情，这一个只负责作证。

它不替谁哭，不替谁升华，也不负责把结局照亮一点。它就那么从树梢探出半张脸，看见一群满身硝烟味的年轻人，刚刚把一个名叫阿月的姑娘，认认真真地讲进了彼此的余生。

这大概是我们和越南那一代叙事共享的一种老派的克制：不让月亮干活。挂着就好。


合上杂志的时候，凤飞飞还在耳朵里转，《哨所》那支歌也还在。我没觉得它们被谁推翻了。

只是那轮月底下，多了一片林子。

林子里有柴油味，有没拆封的家信，有一盏快要烧干的灯，和一个越南汽车兵压到最低的声音——“你们说，她会不会就是她？”

月光落下来，谁也没答。溪水替他们答了一夜。

竹林听溪

对读之趣
——读《读书》2026年8月号首尾二篇

秋深了，灯下翻八月这期《读书》，本来无甚目的，像人在旧书店里随手抽一册，只图纸页翻动的那点声响。

第一篇是李零先生的《了解之同情》，出自待兔轩。他讲读人、也读古人留下的那些歪斜话头：颠三倒四的，丢三落四的，张冠李戴的，掺着成见与偏见的——都不急着驳。他说，只要你知道这是谁在说，什么时候说，说话时坐在什么情境里，此人的履历、脾气、好恶各是如何，那么纵使大谬不然，那话也自有它的真实性。

我读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宽厚，这是比驳斥更狠的一种较真：错话也是证词，前提是先把说话的那个人，从纸背后扶起来，让他站回他自己的时辰里去。

一路翻下去，翻到末一篇，秦刚先生的《"且愿束心秋毫里"：芥川龙之介与章太炎的文本对话》。题目就好看。文里说芥川一九二一年来华，写《上海游记》，其中一篇《章炳麟氏》，记那次会见，笔调客气而微妙，读来总像哪里不太对——不是记错了哪句话的那种不对，是落笔的角度有点偏。疑团搁了好些年。后来读到芥川回国后写的《僻见》，那层心事才自己浮上来：原来《章炳麟氏》里的偏斜，不是观察的误差，是立场在使劲。束心秋毫四个字，回头再看，几乎是芥川给自己按下的一个隐章。

合卷的时候我才回过神——
秦刚做的这件事，不正是李零那篇文章的现场演示么？

李零给的是方法：先还原说话人，再判他的话。秦刚给的是案例：芥川那篇"令人生疑"，疑的从来不是他记错，而是他为何这样记；等《僻见》一照，前一篇的重心立刻归位。方法论搁在卷首，案发在卷末，中间隔着一百多页别人的文章，谁也没打招呼，可钥匙和锁就这么对上了。

而真正让我在灯下坐直了的，是另一层。

秦刚那篇里，是芥川在跟芥川对读——前游记作谜面，后随笔作谜底，作者自己把自己的心影逼了出来。这是作者的对读，靠的是时间替他攒下的那点落差。

可我手里的这一本，是李零在跟秦刚对读——一个在篇首立柱，一个在篇末落锁，中间隔着整整一期的烟火。编辑未必有意，两位先生也未必相约。是我在秋夜里一翻一合之间，替他们把这条暗线牵上了。

这就不是著书人的对读了，是读书人的对读。

书是死的，排印是定的，可"对"这个动作，得由读者的手来完成。篇首那句"知道是谁在说"，翻到篇末，我忍不住在页边替李零补了半句：

——还得知道这本杂志，是怎么排的。

一期刊物，被这一补，竟有了一部小书的闭合结构。像旧抽屉里摸到一枚扣子，随手一按，恰好扣上了另一枚。咔哒一声，不响，但手知道。

这种趣味没法讲给人听。讲出来就成了解释，一解释就散了。它只发生在某个秋夜，某盏灯下，某双刚好翻到、也刚好停住的手里。

碰上了，就自己收着。

竹林听溪

日记的缝

读2026.8《读书》王风《私语与公言：书信与日记的文体杂沓》，读了开头合上杂志，去厨房倒了一杯水，站着喝了很久。

不是累，是被一句话噎了一下。他大意说，日记的“私”，不是天性，是文体效果。

——这四个字像一根针，把我这些年读日记时那点说不清的不安，一下挑破了。


小时候偷看爷爷的日记，只三行：“晴。买菜。囡囡发烧，一夜没睡。”字正形端的，只有最后那个“睡”字拖了一笔长长的尾巴，像是写着写着人就趴下了。我那时觉得，这就是最私的东西了，私到连形容词都舍不得用。

后来读得多了，才知道三行字里也住着人。

鲁迅的日记，是焊死的。

“夜写信。下午访××。得××信。购《××》一册。”天气、往来、书账，情绪一律不批。你翻一整年，翻不到一句“我今天很难过”。可越是这样，越让人不敢快翻——那些没写的地方，比写了的地方重。他不是没有假想读者，他是把假想读者按在门外，连门缝都用棉花塞住了。于是那本日记读起来像一块铁，凉的，硬的，敲一下有闷响。

我常想，他夜里点灯写这几行的时候，笔尖停没停过？停过的。停的那一下，就是日记。

郑孝胥的日记，是开着门的。

写得密，写得漂亮，连犹豫都写得像个姿态。你读他会有一点点不适——不是他撒谎，是他太知道自己正在被读。每一个“余谓”、每一次“默然久之”，都像对着一面不存在的镜子整理领口。那面镜子里站着谁？大概是二十年后的传记作者，是“宣统某年某月，郑孝胥日记云”这一行将来会被人引用的 footnote。

后来他去了伪满。再回头翻他早年的笔，会觉出一丝凉意：一个人原来可以在日记里，就把一生的戏排完。

蒋介石的日记，是跪着的。

“本周反省录”“本月大事表”，格式本身就是一张审判台。他骂人，骂得凶；骂自己，骂得更凶。记欲念，记失眠，记某日见某人“心颇不怡”。看似坦白到没有遮挡，可这种坦白是有规矩的——儒家的日课，加基督教的告解，两套尺子并排架在桌上，每天晚上自己量自己一遍。

所以他的“私”，是高度组织化的私。像一间打扫得极干净的密室，连灰尘都摆在它该在的位置。

也正因如此，它一旦出门，就变成了二十世纪最好用、也最危险的一份证词。写的人以为在忏悔，读的人拿去定罪。 从士林官邸到胡佛档案馆，再到书店里那排简体字精装本，一本日记走完“私→遗稿→史料→热搜”的整条流水线，前后不过几十年。他当年落笔时心里那个听着他告解的上帝，早就被换成了一屏屏划过去的陌生人。

最让我坐不住的，是《天涯》“民间语文”里那些。

乡镇干部、下岗女工、陪读的母亲、工地守夜的保安。他们投稿的时候，多半没想过“发表”这两个字，或者只想过一个很模糊的“编辑部会看吧”。于是里面有错别字，有方言，有写到一半忽然断掉的句子，有为一件极小的事——比如晾在楼下的被子被收走了——憋了三百字的委屈。

不修辞，也不打算修辞。

这一类日记的力量，恰恰来自它心里没人。假想读者模糊到不构成压力，字就自己长成了那个样子。一个人的 2026 年 3 月 7 日，比十篇年度综述更靠近时代的心跳。你读着读着会忽然鼻酸：原来“公”这东西，不是从大会堂里长出来的，是从这种没人看着的晚上长出来的。

那么回到那四问。

谁在写？ 从来不是一个人。是当下的我、理想的我、和那个还没到来的目光，三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合写，互相让一点，互相防一点。日记的“杂沓”，就杂在这儿——它不是乱，是三方会签。

为谁写？ 嘴上说为自己，笔底下永远留一道缝。鲁迅把缝焊了，郑孝胥把缝开成落地窗，蒋介石的缝里跪着神，民间那些作者的缝里……什么都没有，风直接穿过去。

谁在看？ 生前是太太、秘书、抄家的人；身后是家属、编辑、博士、网民。每换一次手，日记就换一次文体。同一行“夜，雨”，母亲写下来是累，编辑排出来是时代，弹幕飘过去是梗。

想让谁看？ 这一问最不能老实答。

王风那篇文章我没读完，翻到最后一页又折回来重读了开头。他在做的事，其实不是文献学，是拆墙——拆掉我们心里那堵“私 = 真”的墙。墙一倒，什么都露出来了：日记不是心的副本，是心的一次布展。你选哪几件摆上台、哪几件锁进柜子、灯光从哪个角度打——这些加在一起，才叫“私”。

所以我现在读日记，会先不好意思一下。

知道眼前这几行字，当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写的，朝着一盏早已灭掉的灯，朝着一个不会再回信的人。是我把它硬扭过来，凑到自己的灯下看。

这一点点不好意思，大概就是日记还活着的样子。

放下的那一下，鲁迅大概会懂。

竹林听溪

在湖北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偷得半日闲。石阶、山林、帐篷，还有不用赶时间的自己⛺️

竹林听溪

从袁家凸到龙坝唐家湾，一路都是秋天的颜色。老房子安静地立在那里，像一位不说话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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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钉会不会脸红



读2026.8《读书》亓同惠《阿伦特的「爱」》，被艾希曼那几行字钉在原地。

钉住我的不是残暴，是“正常”。权柄在手时正常，身陷囹圄时仍然正常；不只是正常，还谦逊，还配合，还在心理测评里拿到“正常且值得赞赏”“一个秉持积极观念的人”这样的评语。亓同惠说，正是这份正常和谦逊，比嚣张更叫人脊背发凉。我读到这儿，手里那杯茶忽然就不香了。

因为太眼熟了。

眼熟的不是纳粹，是办公室。是那种从不迟到、从不拍桌、从不越级、邮件末尾永远带一句“辛苦了”的同事。是“我只是走流程”“这块不归我”“上面定的,我也没办法”。是层层转手之后,没有一双手是脏的,而地上确实躺着一个被碾过的人。螺丝钉的可怕,从来不在它冷,在于它不问。它拧得越到位,机器越是安静,安静到连惨叫都传不到下一个工位。

阿伦特当年在耶路撒冷旁听席上看见的,就是这个。她没写成魔鬼,她写成一个准时下班的科员——这一笔比任何狰狞的肖像都狠。魔鬼是可以隔离的,科员不行,科员就在我们中间,用着我们自己的口音。

于是那个老问题又浮上来,像一根鱼刺:作为一个人,生而为人的底线到底在哪一格?

不必是挺身而出,不必是拍案而起,不必是那种要写进纪念碑的姿态。我要的很少,少到近乎寒酸——一丝。执行命令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丝迟疑?听见“大家都这么办”的时候,喉咙里有没有一丝没咽下去的“可是”?看见那个被流程碾过去的人,端茶的手有没有一丝抖?

一丝就够。一丝就是那个开关。

阿伦特管这个叫思考。不是学识,不是智商,是《苏格拉底》那种“我和我自己待在一起”的能力——手在干活,心里还留着另一个座位,坐着一个人,不签字,只轻声问一句:这样对吗?艾希曼不是没良心,他是把那个座位拆了,用“职责”“服从”“体制”一层一层把它封死。封死以后,人就可以既谦逊又高效地押送一列车的人,回家还能给妻子削个苹果。

亓同惠这篇的刁钻处,在于他把“思考”又往回拽了一步,拽到“爱”上。阿伦特晚年反复讲 amor mundi,对世界的爱。这爱不是抒情,不是赞美诗,恰恰相反——它长成一副不肯替世界圆场的脾气。你真爱一样东西,才容不下它身上那粒沙;无所谓的人才什么都看得过去。所以那句被转滥了的话,在这里忽然重新锋利起来: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最难伺候的批判者。不是他恨这个国,是他不忍。看见不公时,身体先于立场别过了脸,别不过去,才开口。开口不是为了站在对面,是为了还站得在这里。

而不忍的起点,小得可怜。就是那一丝。



写到这里,该轮到我自己了。

你呢,他呢,我呢——在执行命令的那一刻,没有一丝吗?

我不敢替任何人答,包括替此刻的自己。诚实的回答大概是:我不知道。而“我不知道”这四个字本身,就是警报在响。因为那一丝不是关键时刻从天上掉下来的英雄气,它是平时攒下的肌肉。它在你成本几乎为零的时候还在不在,决定了它成本陡增的时候还有没有可能还在。

群里没人吭声时,你多问的那一句。

“规定就是这样”后面,你追出去的那半步。

别人都在笑的那个瞬间,你没跟着笑。

填表时那个可以糊弄过去的小格,你还是认真写了。

都很小。小到不构成任何美德,不足以写进任何简历。可就是这些不值一提的小,日积月累,把心里那个座位一寸一寸保了下来。保到某一天,真需要有人不拧那颗螺丝的时候,屁股底下还有地方坐,嘴里还能发出那一声“不”。

艾希曼的悲剧不在于他坏,在于那一天到来时,他心里已经没人了。

合上杂志,窗外在修路,打桩机一下一下。我想起那枚螺丝钉,忽然很想问它一句:

拧进去的时候,你脸红过吗?

哪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