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纪事

竹林听溪

优秀的人

竹林听溪

书非买不可读，文因读而可成

常翻贾梦玮先生的《书非买不可读》，总被那句“一定时空内的文学高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读者决定的”撞个满怀。这话说得轻，却像块石头投进心湖，漾开的波纹里，全是读书这件事的本来面目。

先生说，他少年时攥着卖苦力挣的钱去书店，指节攥得发白，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茶花女》抱回家。那书皮上的折痕，是他用汗珠子焐出来的。后来他写“书非买不可读”，原不是鼓吹消费，而是说：当一本书要你用真金白银、用省吃俭用的期待去换，你才会真正把它当回事。就像我妈当年攒半年鸡蛋钱给我买《安徒生童话》，我翻到“海的女儿”时，连纸页的毛边都摸得发亮——那不是书，是她把“想让我见见世面”的心意，一针一线缝进了字里行间。

现在书多了，满架满屏都是，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前儿在直播间抢了本“必看神作”，拆封时连塑封都没撕就堆在角落，跟超市临期面包似的。倒不如先生说的“饕餮式消费”——吃撑了，反而不知味。他主编《钟山》时，总说要“挑能经得起读者翻来覆去读的文章”，这“翻来覆去”四个字，多妙！好文章该是老茶，得慢慢沏，第一泡闻香，第二泡品韵，第三泡才咂摸出那点回甘。

我常想，文学哪是作家一个人的事？先生写《往日情感》，说“往日”是精神故乡，可这故乡的门，得读者自己推。他写《摇篮》里母亲的伤，我读时眼前就浮出外婆纳鞋底时磨破的指腹；他写《红颜》里后宫女子的命，我总想起巷口修鞋匠家的女儿，十六岁就被说亲说走了。文字是种子，读者的经历才是土壤——没有土壤，种子顶多是片干枯的标本。

还有那些写南京的文章，《南都》里的拉贝故居，《战争与善良》里的佛寺变兵工厂，先生把历史掰碎了揉进砖缝里。可他说，若没人蹲在那青石板上琢磨“这砖当年沾过血吗”，没人在佛堂遗址前想想“慈悲和枪炮哪个更久”，这些故事不过是旅游手册上的景点介绍。去年我去金陵机器局旧址，看见几个中学生举着手机拍铜炮，嘴里念叨“打卡成功”——那一刻突然懂了先生的焦虑：历史要是没了读者的追问，就成了博物馆玻璃柜里的死物。

最打动我的，是先生说“记忆是作家的职责，但记忆要读者接住”。他写《地铁上也有生离死别》，说地铁是“人间十字路口”，我读时正挤着早高峰的2号线，看见穿校服的女孩给老人让座，突然就鼻酸了。原来好的文字从不是单向输出，是作家把心掏出来，读者用自己的心跳应和。就像他写范仲淹“宁鸣而死”，我总想起小区里那位坚持给流浪猫搭窝的老教授——有些精神，得靠读者接着活。

现在总说“信息爆炸”，可爆炸的是碎片，不是深度。先生怀念80年代“谷仓苦读”的日子，说那时一盏灯、几本书，能从黄昏读到鸡叫。现在刷两下手机就能“读完”十本书，可合上屏幕，脑子里空落落的，像喝了一肚子汽水，打嗝都是甜腻的泡沫。

所以啊，贾梦玮先生的话，其实是提醒我们：读书不是占便宜，是种责任。买本书，像种棵树，你得浇水、施肥、等它抽芽；读篇文章，像酿坛酒，你得守着时光，等它发酵出醇味。文学的高度，从来不是作家一个人垒起来的，是我们这些捧着书的人，用真心、用思考、用共情，一块砖一块瓦地砌上去的。

此刻我坐在书桌前，台灯照着刚买的新书，纸页还带着墨香。忽然明白先生为什么坚持“书非买不可读”——那不是消费，是仪式，是我们和文学签的一份契约：我愿为你花时间，你便还我一个更辽阔的世界。

读2025.12《散文海外版》贾梦玮《书非买不可读》

竹林听溪

书非买不可读：一场与个性的邂逅



贾梦玮先生《书非买不可读》中一句“有个性才可爱”，如石投静湖，漾开的涟漪竟漫过了整个书房。这话听着痛快——人与书的相遇，若没了棱角与脾气，岂不像超市货架上的瓶装水，看着清爽，喝多了反倒寡淡？

想起少年时攒钱买书的模样。八十年代的县城书店，玻璃柜台擦得锃亮，《约翰·克利斯朵夫》摆在最高层，我踮脚看了半个月标签。终于咬牙用三个月早餐钱换下时，指尖抚过塑封的毛边，竟比摸到初恋的手还颤。那时不懂什么“个性”，只觉得这书里的罗曼·罗兰，字字都带着油墨香和汗水的咸。如今想来，贾先生说的“买书如种树”，大抵就是这种心情——你得亲手埋下种子，浇水施肥，等它抽芽时，才知哪片叶子该向着阳光。

张岱那句“人无癖不可交”，说得何等通透！当年读《陶庵梦忆》，见他写雪夜乘舟访友，“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便知这老头儿心里揣着团火。后来读贾先生主编的《钟山》，那些挑灯改稿的深夜，那些为一段文字较劲的执拗，原也是同一种“癖”——没有这股子“轴”，文章怎能嚼出回甘？

书的文笔，是匠人的刀工。可刀工再巧，若没魂儿，不过是花架子。贾先生写南京的老巷，说“青石板缝里嵌着民国的月光”，这句子若换了别人，怕就成了“历史悠久的街道”。他的笔像把钝刀，不急着剖开皮肉，偏要慢慢刮开岁月的包浆，让你看见砖缝里藏着的血与笑。这便是“个性之人写个性之文”的妙处——字是骨头，情是血肉，合在一起才是活生生的人。

如今书店满架都是“必读经典”“人生指南”，包装精美得像婚礼蛋糕，翻开却甜得发齁。想起贾先生说的“饕餮式阅读”：买了一堆书，塑封都没拆就堆在墙角，跟囤积塑料瓶似的。这哪是读书？分明是给焦虑交税。真正的相遇该是“买书如相亲”，先闻墨香，再摸纸纹，翻几页看脾性合不合。就像当年在旧书摊淘到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干枯的桂花，至今还能嗅到江南的秋意。

忽然明白贾先生为何强调“买书”——那不是消费，是仪式。就像古人刻竹简留名，今人买书签名，都是在茫茫人海里认领同类。当你在书架前为一本书驻足，指尖划过烫金的书脊，心里想的或许是“这厮懂我”，又或是“这疯子竟敢这么说”。这种电光火石的碰撞，才是阅读最迷人的张力。

想起地铁上读《往日情感》的女孩，读到动情处悄悄抹泪。贾先生说这是“读者与作家的心跳应和”，其实何尝不是个性与个性的遥相呼应？我们都在文字里找自己，找那个未被生活磨圆的棱角。就像此刻，我在这篇随笔里絮叨买书的往事，何尝不是在证明：纵然岁月磨平了许多东西，总有些“癖”与“痴”，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守护。

《书非买不可读》已被翻得卷边，像位老友的脸。忽然觉得，所谓“个性”，不过是拒绝被定义的勇气——人如此，书亦如此。当我们放下“必读清单”，带着自己的痴与癖走进书店，或许就能遇见那本“一见如故”的书，然后在某个深夜，与它促膝长谈，直到东方既白。

这大约就是贾先生说的“有意味的相遇”吧。

读2025.12《散文海外版》贾梦玮《书非买不可读》

竹林听溪

石桥记：竹溪城南的水乡密码



四十年前的竹溪城南，马家菜园子人进城要过二座桥。石桥如卧虹，木桥似浮筏，它们横在密如蛛网的沟渠上，把五个生产队的日子串成珠链。

石拱桥是穷人的诗行。深沟两岸立起长石条，密排成半圆的拱，像给土地系上粗粝的腰带。这桥不取巧——不用水泥勾缝，不雕繁复花纹，只靠石与石严丝合缝的挤压力量，托住独轮车吱呀碾过的岁月。水从桥洞下钻出，带起青草腥气，惊散石缝里打盹的螃蟹。村人说“沟必深，水必幽，草必茂”，这“必”字是祖辈用脚底板量出的自然律法。

木桥是活着的关节。城北竹溪河上，二架厚木板在木墩上铺成桥面，铁爪钉咬住每道接缝。它比石桥更懂变通：盛夏洪水来时，整座桥可拆成木板扛回村，等水退了再像拼积木般装回去。这“拆-装”的循环，原是农人与自然的契约——人借木桥渡河，河教人向水低头。

桥是村庄的掌纹。石拱桥把水田、菜畦、瓦房和晒谷场织成网。清晨，担粪的汉子踩过石桥，板车在青石板上压出“咯噔”声；晌午，洗衣妇蹲在木桥边捶打蓝布衫，水花溅湿桥桩上爬的蜈蚣。最妙是月夜，石桥拱背驮着半轮月亮，木桥在波光里晃成虚影，两道影子叠在流水中，像给沟渠系了条银链子。

桥外还有桥。城西数里的高桥是公家修的，城东跃进桥那座要绕远路。可马家菜园子人偏不爱走——水泥太硬，硌脚；绕路太费时，误了地里的活。他们守着祖传的石桥木桥，如同守着命根子。

如今沟渠早建楼房，石桥拆了成为马路，木桥改建为西关桥、南大桥。旧青石河堤今成游步道，行人如织往来鱼行，又是一道好风景。

水乡的魂灵，原是藏在这些会呼吸的桥里。石桥的冷硬教人踏实，木桥的温软予人从容。当推土机轰隆碾过最后一道石拱，马家菜园子人失去的不只是桥，更是人与水周旋千年的智慧——那“必”字背后的生存哲学，早随流水渗进血脉，在骨缝里长出新的桥。

读2025.12《散文海外版》周荣池《断桥》

竹林听溪

竹溪大巷子



一条浸着岁月包浆的老巷，每寸砖缝都嵌着故事。巷内曾并立文公祠与清真寺，巷南是书声琅琅的儒学，巷北藏香火缭绕的丰登寺，巷东高挑着钟鼓楼的飞檐，巷西则住着以种菜的王瞎子命名的王瞎子道。

建国后，老巷渐次换了模样。清真寺迁去更窄的小巷子，文公祠与丰登寺的断壁残垣终被新屋改建另作他用而覆盖；昔日的儒学改作县一中，朗朗书声从青瓦间漫出来。钟鼓楼里原住着柳姓回民一家，几代人守着那方小院，直到九十年代才陆续迁走。大巷子南侧的民居早被县一中买下，推倒重盖的楼房越扩越宽，把老墙的影子挤得细了。

可于我而言，大巷子永远是记忆里最暖的归处。幼时总爱往三嬢孃家跑，她家土灶的柴火气、堂屋的八仙桌、后窗的葡萄架，都熟得像自个儿掌纹。最盼的是雨天——竹溪河一涨水，石桥便成了摆设，绕路要踩着泥坑走半时辰，索性蜷在三嬢孃家的竹床上，看雨丝在青瓦上敲出碎响。

这巷子我闭着眼都能走。每片青瓦的弧度，每块麻石板的裂痕，连后园菜畦边的水沟该跨哪块砖，都刻在骨子里。最奇的是丰登寺后那口老井，井沿生着深绿苔衣，井边曾蹲着尊无头石人，石身被风雨磨得温润，像在守着什么没说出口的话。前些年再寻，连个石渣都不剩了，只余空落落的井台，还留着当年的凉。

如今大巷子拆的拆、改的改，可那些瓦、那些石、那些被雨打湿的黄昏，早和童年的笑声一起，长进我骨头里了。

竹林听溪

保城寨

出武陵古城南行，过烧田坝，环山绵绵，海拔841.6米的山坳里，玉米秆在风里沙沙作响，几处老屋散落其间，倒真有几分“山高皇帝远”的静气。

“烧田坝”之名，藏着两重野史。一说是早年天旱，农夫打火吸烟失手燎了整片稻田，焦土留名；另一说更玄乎——真武祖师飞升时踩歪了山，山南成“饿坪”（今鄂坪），山北便成了“烧田”。1956年这里曾改名“幸福村”，1982年又复旧名，像极了山民们对土地既务实又念旧的脾性。

坝上最奇的是一株古凌霄，主藤攀援五十余米，绿荫覆半亩，秋日里仍缀着零星红花。老辈人说，这树比寨子还老，当年土匪围山时，曾有人躲在藤下逃过一劫。

沿山径向上，忽见断壁残垣隐现林莽间。这便是保城寨了。

《竹溪地名志》载其“山上有古保城之山寨，故名”，2012年《城关镇志》更详述：寨墙块石垒砌，设北门、西门，依山势逶迤如长城，寨内曾挖出泉水，面积达800余亩。我摸着冰凉的石墙，缝隙里钻出几丛野葛，想象当年乡民肩挑背扛垒石的艰辛——无战事记录，却修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怕不只是为防匪，更是求个“保境安民”的心安。

寨内如今遍植松杉，原镇政府的黄姜基地早废了，只余几垄荒畦。登临北门远眺，烧田坝的玉米地如棋盘铺展，县城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想起《创置竹溪县记》里曾熙写的“成化辛卯，荆襄流民百万”，六百年前这山坳里，是否也挤满了逃荒的人？他们或许也曾望着同样的山，盘算着如何在这片石头缝里讨生活。

有趣的是，同治版县志记“老寨31，新寨22，堡7”，距县治10里内竟无“保城寨”。是旧志漏记，还是乡民口述的“保城”另有其意？同行的老人说，这山本名“保城山”，寨子因山得名，与汇湾镇那座“曾家寨”（亦名保城寨）是两码事。看来竹溪的“保城寨”不止一座，像散落的星子，各自守着一段被时光磨圆的故事。

日头西斜时，寨子里只剩我一人。风穿过空荡的寨门，呜呜作响，像在念诵某段无人知晓的族谱。山下的烧田坝飘来豆腐香——这地方是出了名的“豆腐村”。想来当年修寨的先民，若知后世子孙靠做豆腐过活，不知会否笑叹“此身安处是吾乡”。

下山时回望，保城寨的轮廓渐渐融进暮色。它不像曾家寨那般声名在外，没有“心形”航拍图，没有白莲教抗敌的传奇，却以最朴素的姿态，在竹溪的群山里站成了另一部“无字县志”。

竹林听溪

豆腐里的瞿秋白

读《多余的话》时，总在末尾处顿住。那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像块温润的玉，轻轻落在纸页上，把整篇沉郁的自述都焐出点暖意来。

这哪是随口说的？1935年的长汀狱中，他咳着血写这些字，离就义只剩42天。可他偏不写"主义""理想"这些大词，偏要提豆腐——这最寻常不过的吃食，倒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情书。

想起他童年在常州的破落宅院。家道中落时，饭桌上常摆着清炒豆腐、咸菜烧豆腐，连油星子都吝啬。饿极了就蹲在巷口，闻着包子铺的热气充饥，可母亲总说："有豆腐吃，就算好日子。"后来他走南闯北，从北京到苏联，从上海到江西苏区，行囊里总揣着包干豆腐，说是"比面包顶饱"。这哪是吃豆腐啊，分明是吃着苦日子长大的，把最朴素的甜，都刻进骨血里了。

他说"世界第一"时，该是笑着的吧？就像老饕炫耀自家腌的酱菜，又像游子念叨妈妈煮的粥。豆腐多好啊，黄豆磨成浆，点卤成花，软乎乎的却经得起百般烹制——文思豆腐能切出千丝万缕，麻婆豆腐能烧出滚烫江湖，连最普通的煎豆腐，外焦里嫩也够人咂摸半天。这哪是食物？是中国人把"物尽其用"的智慧熬进了豆香里，是"民以食为天"的踏实，是"人间至味是清欢"的从容。

可他偏要在遗作里写这个。那些"知我者谓我心忧"的剖白，那些"历史的误会"的叹息，到头来都落在一碗豆腐上。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喊口号，是说"我吃过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最深的眷恋，不是写豪言，是记着"豆腐要配点辣油才够味"。

现在想来，这哪是瞿秋白一个人的豆腐？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碗里的豆腐，是灶台边飘着的豆香，是穷日子里的一口热乎，是富起来时的一口念想。他临走前惦记的，哪里是豆腐本身？是"好好活过"的证据，是"这人间值得"的注脚。

忽然懂了，有些话越轻，越重。就像这碗豆腐，盛着的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全部温柔——哪怕知道要走了，也要说声"真好吃啊"。

读2025.12《散文海外版》梁鸿鹰《第一记忆》

竹林听溪

六谦斋主李清

2026年1月末的风裹着竹影溪流，我循着“青石斋”的旧名寻找，却见门楣新悬“六谦斋”三字，青底白字，像块未刻完的端砚，静得能照见人影。

主人李清先生立在阶前，手背在身后，笑起来眼尾堆起细纹：“原叫‘青石斋’，后来改了‘六谦’——您问这‘六谦’是啥？且进屋坐，我泡杯茶慢慢说。”

堂屋靠墙立着整面博古架，最上层摆着几方刻了字的石料，有“百善孝为先”的阴文，有“厚养薄葬”的行草，边角还沾着未扫净的石粉。案头铺着张半干的宣纸，笔锋压着个“谦”字，墨色浓淡如远山。

“这‘六谦’啊，不是我自个儿编的。”李兄给我续了杯茶，茶烟袅袅里，他指了指墙上那幅沈传平先生题的“青石斋”旧匾，“沈馆长说，我这一辈子，就活在这‘谦’字里了。”

他说“谦”是《易经》里的好卦，六爻全吉，像地底下藏着座山，看着低，实则有分量。我凑近看，他翻出本泛黄的笔记，纸页间夹着干枯的竹叶，上面歪歪扭扭记着：

“谦志——刻武当山石牌坊时，师傅说‘别总想着标新立异，先学老辈的刀法’。我蹲在工棚里描了三个月线，才敢动刀。现在那石牌坊上的云纹，还是按老法子刻的，可加了点现代人的灵气，游客说‘像会动’。”

“谦德——给村头奶奶刻碑，她非塞我两斤土鸡蛋。我说‘该我谢您，您教我认过野山参’。其实我哪懂这个？可她信我，我就得把字刻得端端正正，比给领导刻的还认真。”

“谦持——刻湿地公园的石景，连下三天雨，泥里泡着刻刀，手冻得握不住。可我想，这石头要立在那儿几十年，得经得住风，扛得住雨。现在看那组‘松竹梅’，叶脉里还留着雨痕，倒添了股生气。”

他越说越起劲，从抽屉里摸出个铁盒，里面全是老照片：有年轻时给乡亲写春联的，红纸黑字贴满土墙；有和文友在“青石斋”论书的，案上摊着《兰亭序》；还有带着孙子在石刻工地捡石头的，小孩举着块带花纹的石头喊“爷爷你看”。

暮色漫进窗棂时，李兄送我出门。回头望，“六谦斋”的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雕花木窗，在地上投下“谦志、谦德、谦持、谦厚、谦己、谦和”六个影子，像六个并肩站着的老伙计。

风掠过檐角的铜铃，叮咚一声。忽然懂了“六谦”——哪里是什么玄妙的哲理？不过是把“对人恭敬些”“做事踏实些”“心里敞亮些”揉进了刻刀里、笔墨里、日子里。就像他刻的那些石头，粗粝的外表下，藏着最温润的光。

竹溪水流，“六谦斋”的故事，还会在茶烟里、刻刀声里，一直讲下去吧。

竹林听溪

唐白河记：一封信与一条河的苏醒




2004年的春天，米公小学的段泽坤攥着笔，在作业本上歪歪扭扭地写：“李伯伯，我们村的河变丑了。”他没见过“污染”这个词，只记得父亲说，小时候的唐白河能照见云影，能捞起活蹦乱跳的鱼。可现在，河水像被倒了一锅酱油，泛着白腻的泡沫，风一吹，腥臭味能钻进十里外的田埂。

这孩子不知道，他笔下的“丑”，是河南南阳的造纸厂在夜里排的污水，是工业废水的肆意横行，是母亲河被撕开的伤口。他更不会想到，这封带着童真与执拗的信，会惊动一位主政一方的书记——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

信很快到了。

“让百姓喝上干净水，是最基本的民生。”批语上的字力透纸背。省委督查室连夜出发，五天后，调查组站在了南阳的排污口前。黑褐色的污水正“咕嘟咕嘟”往河里灌，岸边的芦苇全枯成了灰，连最耐脏的野草都蔫头耷脑。

雷厉风行的整治开始了。非法造纸厂被连夜查封，高污染的麦秸造纸线被推平，环保监测员24小时守在河边，谁敢偷排，就摘谁的“饭碗”。段泽坤后来听大人们说，那阵子南阳的夜空特别亮——不是因为灯多，是执法车顶的警灯在闪。

变化比想象中来得快。

入夏时，有村民发现，河里的泡沫少了，水色从深褐慢慢褪成浅黄。再后来，有人看见几尾小鲫鱼摆着尾巴游过，孩子们举着网兜追，惊得鱼群“唰”地散开，水面漾开一圈圈银花。段泽坤跟着爷爷去河边洗菜，他蹲在石阶上，看阳光穿过清凌凌的水，照见自己沾着泥点的小脚丫，突然说：“爷爷，这水好像能喝了。”

可真正让唐白河“活”过来的，是后来的“四联”机制。湖北襄阳和河南南阳的干部们坐到了一起，划出“责任田”，定下“时间表”。小化工厂关了，养鸭场建了沼气池，连运货的船都装上了污水收集器。十年间，唐白河从“连水草都不长”的劣Ⅴ类，变成了能游泳、能养鱼的Ⅲ类水。


唐白河的故事，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传奇。它是个孩子的信，是位书记的批语，是无数人弯下腰捡垃圾的背影，是两岸政府紧握在一起的手。它告诉我们：一条河的重生，从来不是“等”来的，是“争”来的，是“护”来的，是“信”出来的——信人心能改，信山水可还，信“母亲河”三个字，值得所有人拼尽全力。
晚霞把水面染成金红，有老人在钓鱼，有孩子在打水漂，笑声撞碎了波光，落进粼粼的河心。这哪是“酱油河”？分明是条会呼吸的河，会唱歌的河，会替所有爱它的人，把日子过成诗。

读2025.12《散文海外版》席星荃《唐白河》

竹林听溪

赶山鞭与竹溪谣


李约热先生在《忆故人》里写的赶山鞭，让我忽然想起爷爷的马盈贵。这位生于1915年孔子诞辰前两日的老人，一辈子都在竹溪的山褶皱里活着，嘴里嚼着永远讲不完的传说——其中就有赶山鞭的故事。

他说，从前有位神仙拿了根鞭子，像赶囚犯似的驱赶群山丘陵。鞭梢甩过之处，大山挪一寸，丘陵矮三分，眼看就要开出条坦途。可玉帝忽然召回神仙，工程半途而废。从此竹溪的山还是山，岭还是岭，走的全是“毛狗子路”（当地人对羊肠小道的称呼），抬头只见巴掌大的天。

这传说各地都有。愚公移山不得，五丁开道不成，便寄望仙神降世解困厄。可终究“终究依然不得”——竹溪的山依旧挡着路，祖辈的脚步依旧磕磕绊绊。爷爷讲这些时，烟袋锅子在门槛上磕得“嗒嗒”响，火星子溅进暮色里，像极了那些未竟的梦。

他的故事里藏着自己的影子。生于1915年的圣人气息里，生了三子三女，两个女儿嫁了教师，二儿子马献祥成了竹溪县实验小学的体育老师。1999年7月13日（又是那个不吉利的十三），爷爷走了。那天离我走上教师岗位正好十三年——十三年前的七月十三，我第一次站上讲台，粉笔灰落在教案上，像撒了把星星。

如今想起爷爷，最先浮现的总是他蹲在院门口抽烟的样子。竹溪的风裹着松针味吹过来，他眯着眼说：“你看那山，看着凶，其实是咱们的靠山。”那时不懂，只觉得他讲的传说像晒谷场上空的云，飘着飘着就没了踪影。直到自己也成了教书匠，站在教室里看孩子们趴在窗边数远山，才忽然明白：所谓赶山鞭，不过是祖辈对着大山喊出的不甘；所谓歌谣里的“毛狗子路”，不过是他们在崎岖里踩出的生存印记。

爷爷走后，我再没听过完整的赶山鞭传说。倒是偶尔在山路上遇见放牛的老人，他们会哼几句：“不知前世遭何怨，今生住在竹溪县……”调子苍凉得像山涧的水，流过石头缝就散了。

或许这就是乡土的重量——传说留不住，山却一直在；亲人走了，歌谣还在风里飘着。就像爷爷说的：“日子嘛，就像爬山，一步一步总能上去。”而今我站在三尺讲台，望着窗外连绵的青山，忽然听见他说：“你看，山那边，说不定就有神仙留下的鞭梢印呢。”

风掠过教室，粉笔灰轻轻扬起。我知道，有些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它们在竹溪的山褶皱里，在爷爷的烟袋锅里，在每个仰望天空的孩子眼里，生生不息。

读2025.12《散文海外版》李约热《忆故人》